再谈垄断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孟子·公孙丑下》

垄断之于经济，犹独裁之于政治，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对这两者加以制衡，并尽最大的努力来排除它们。在孟子看来，垄断者是卑鄙的，因为他们企图独占市场上的利益。为了制止这种卑鄙的行为，向商人征税自此而始。可是，当经济发展日益蓬勃，贸易关系日趋复杂，单纯的征税已不足以解决垄断的问题。因此，特定的反垄断法应运而生，其中又以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最为人们所知。

反托拉斯法本身并非单一的反令，它包括了1890 年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罗宾逊——帕特曼法》（1936）、《惠勒——李法》（1938）、《塞勒——凯弗维尔法》（1950）和《反托拉斯诉讼程序改进法》（1980），其中以《谢尔曼法》的影响最为深远。

《谢尔曼法》的产生背景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托拉斯组织，即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等方式形成的大型机构。这些在石油、烟草、钢铁等领域的托拉斯组织，以控制原料来源、限定产品价格、划分销售市场的方式来限制竞争，进而垄断市场，中小企业因此深受其害。《谢尔曼法》的发起人约翰·谢尔曼就指出，民主社会不能屈从于一个皇帝，允许垄断就像允许社会屈从于一个阻碍竞争和固定价格的皇帝。正是基于维护市场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反垄断法于焉产生。

100多年来，在反托拉斯法下受到“招呼”的著名企业有洛克菲勒、美国烟草、AT & T，以及近年最受瞩目的微软。无论如何，类似的反垄断法在执行上有着很大的难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界定垄断的行为。一个企业“垄断”市场，到底是依赖限制竞争而来，或是经由企业本身的实力与自由竞争的结果？使用反垄断法对付后一类企业是不公平的，但是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角度而言，这样的选择却有可能是需要的。

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限制竞争的恶性商业手段，以保障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是，若是不恰当地运用反垄断法，限制的将会是有能力的企业的发挥空间，导致没有效率的企业继续生存。如此的结果与反垄断法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限制竞争可以导致垄断，为了反垄断却也可能导致限制竞争。这样的吊诡正是我们在面对垄断和反垄断的问题时，不得不小心并深入思考的原因。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