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思维和方法开始

每当国立大学新生的录取名单公布时，我们就会看见和过往同时期极其相似的新闻报道。先是看到一连串的数据，跟着争议哪个民族哪个方面的数据降低或上升了，接着是质问和辩解，同时还有投诉、哭诉和上诉。经过各方一番熙熙攘攘的处理，结果虽不是皆大欢喜，只不过风波暂时得以平息，然后等待来年重演。

有关当局可能认为，他们已经很努力地想方设法去克服各种问题，却为何总不能达到一个至少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结果。人们质疑固打制，当局就实行绩效制；人们质疑为何优秀生进不了属意的科系，当局就把课外活动加入积分标准来加以解释。通过这种过程，当局试图建立一套可以说明各种情况、面面俱到的制度。可是，当局的各种做法更像是在补篓子多于寻找根本的解决方案。

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问题是，新生的录取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把制度的名堂从固打制转换成绩效制，并没有解答这一问题。顾名思义，绩效制的核心就是绩效。绩效的构成元素又是什么呢？目前高教部采用的绩效指标是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然而，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我们有的是大学预科班、大马高等教育文凭、A水平三种入学考试。

多元的入学考试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通过不同考试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否让人民公平享有？此外，三种考试的评估方式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成绩的评比，是否建立在可靠的方法之上？另一方面，由学校决定的课外活动分数，有没有客观的指南可以依据甚至审核？

假设上述的考量都没有问题了，在这套制度下产生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数据是，某个科系录取了多少学生、通过三种不同考试入学的学生分布如何、入学的最高和最低积分，以及积分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等。

遗憾的是，在绩效制的名义下，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还是停留在固打制时期，各民族所得增减的框框之中。分析各民族学生入学状况的数据，虽有统计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但是既然教育是这一课题的本质，就应该以教育为首要考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绩效制是更好的制度，能带来更好的教育成果，那么就先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落实真正的绩效制，提升教育的素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28日

理解和误解

2006年回教学者大会工委会主席，同时是霹雳州回教教令说明官的拿督斯里哈鲁沙尼要求政府检讨诸如双佳节“共喜来也”、开放门户之类的庆祝活动，因为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裁定，若穆斯林庆祝其它宗教的节日，那将会侵蚀他们的信仰，并会导致亵渎宗教的后果。

上述反对庆祝双佳节的观点，不是头一遭出现。反对的基础建立在“不可庆祝其他宗教的节日”这一认知之上，而这一认知来自于如何诠释与理解教义和经典，以解释双佳节和开放门户的现象。同样是穆斯林的首相，就对庆祝双佳节持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首相认为，双佳节已经跨越民族、文化及宗教的范围，只要不是以宗教集会方式庆祝，就不成问题。至于开放门户，虽然对于迎接有关节日的民族，该节日或许含有宗教成分，但是对于其他前来共庆佳节的人，他们的参与只是为了表示祝贺。

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或许能够引经据典来支持它的观点，但是在进入教义和经典范围的探讨之前，它实在有必要先把现象和问题弄清楚。先说“其他宗教的节日”这一部分，把华人的农历新年当作宗教节日，本身就是一种误解。

再说“庆祝”这一部分，双佳节的庆祝仪式，注重的是交流和共享喜悦，而不是互换彼此的信仰。如果出席其他民族或宗教的节日庆祝活动，就足以侵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那么要检讨的想必不是庆祝活动，而是那个人对本身宗教的信仰程度。

如果说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一些支持这个观点的人的反应更加不可取。有人表示，人们可以不遵循哈鲁沙尼的劝告，继续庆祝双佳节，但是除非人们比他更理解回教，否则不应该公开反对他的见解，因为哈鲁沙尼是权威的宗教学者。

这种以权威打压异见的呼吁，否定了深入探讨课题的可能。因人废言本就不该，况且若相信某种意见是正确的，又何必惧怕他人的质疑？权威不是服人的充分条件，正确的道理才是。为某个课题设下极高的议论门槛，若不是傲慢，恐怕就是心虚。

回教学者大会尚且呼吁与自由回教的支持者和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对话，来消除他们对回教的误解，并且了解他们的观点。其他人又何必一早就关上对话的大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21日

首选

首选这个词汇在我国不会令人感到陌生，例如我们时不时会听到要让国民学校成为人民首选的言论。前首相敦马哈迪最近表示，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当年并不是接任首相职位的首选。敦马哈迪还说，22个人在场上为了一个球竞逐的足球赛没什么好看的。言下之意，足球赛不是他观赏体育节目的首选。

对于某种事物的喜好，本来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把这样的个人偏好，施加于他人；而我们的偏好，也不会侵犯到他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可以安宁很多。所以，敦马哈迪不喜欢观赏足球赛，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口诛笔伐。

不过，当某些人的偏好，或所谓的首选，会影响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前途，他们的首选将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而已。尤其是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这等大事，更不得不妥当地处理。

敦马哈迪指现任首相当年只是接任首相职位的第二人选，虽然批评尖锐，却难免叫人心生更多的疑窦。

首先，首选或次选的界定，根据是什么？是政党内部选举所获得的票数多寡？是民意支持率？能力的审核结果？或是最高领导人本身的喜好？其次，首选的界定标准，是否可以因为其他因素而被左右，甚至被推翻？

根据报道，敦马哈迪指现任首相“不是首选”，所根据的是巫统党选的结果。然而，巫统并没有根据票数来定排名的规定。若敦马哈迪认为，党员投票所反映的首选很重要，为何他却根据自己的判断，推翻了这个首选？

首选必定是考量了各种因素后的决定。若一个人在仔细思量后，以次选代替首选，那么必定有其原因。这原因又是什么呢？一个政党以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是否只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或考量？敦马哈迪对此并没有交代。

敦马哈迪当年以他个人的权力，否定了党员的首选，到了今天却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慨叹所托非人。当然，敦马哈迪这次的感慨更多是属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像发牢骚多于指责，因为他所说的首选，并不是直指接班人的素质。

只不过，他的心声显示了，即使再怎么“英明神武”的人，再怎么掏空心思的算计，也不能确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下场。历史早就向我们证明了，以一人的意愿，代替健全制度的规划，是何其的危险。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14日

威信

某所学校的训导老师本身是烟民，他处罚了吸烟的学生。学生很不服气，质疑道：“老师你禁止我们吸烟，可是你自己不也是吸烟吗？”训导老师回应说：“照我所说的去做，不要做我所做的。”

这样的事应该不会只发生在一所学校，类似训导老师的回应也不会只出现在学校。一些家长就爱用这样的说法来禁止孩子做某些事。另一些人则嘴上不说，实际上心里就这么想，或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态度。

政府让汽油起价、调高电费，却不允许商家提高货品的价格，这是一例。反过来，人民希望自己的收入年年涨，却要求物价年年如一，不也是同样的心态吗？这种只许我放火，不许你点灯的大大小小故事，从古至今不断上演。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里，主角的思想逻辑和行事作风是大同小异，但是其结果和影响却是因人而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拥有这种思想逻辑和行事作风的人，到底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的一方，以及他的权力有多大。

例如，对比于学生，训导老师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即使他的回应不合理，学生大多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国家机关的权力遍及全民，因此人民对政策纵然不认同，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遵守。

掌握权势的人固然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势来诠释什么可以做、什么做不得，同时又可以让自己不必遵守自己的诠释，从而为自己带来便利，但是这样的便利又何尝不是向大众所做的最坏示范？

因为权势可以给人制人却不受制于人的便利，所以人人竞相争名逐利。风气所及，衍生了贪污和沽名钓誉。若没有争名逐利的能力，还可以借用暴力。如此歪风蔓延开去，家庭、学校、社会，一一波及。更甚的是，当手握权势的一方还要使用暴力来压制弱势群体的异议，我们哪还能期望人民相信和平、尊重、包容等优良价值和礼仪？

如果说家长是孩子模仿的对象、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上位者推行政策的最佳管道就是以身作则。不能身体力行的话，法令再严、呼吁再多，只会落得“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的局面。

人民希望上位者有的是威信，而不是威严，更不是威猛。孩子对家长、学生对老师，大概也有同样的期望。“其身正，不令而行”靠的就是威信。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