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版的自相矛盾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卖矛和盾的楚国商贩说自己卖的是坚不可陷的盾和无坚不摧的矛，结果给旁人一问“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那商贩顿时语塞。于是，我们有了自相矛盾这句成语。

人们之所以很快发现楚国商贩的矛盾，在于信息的充足和言论的自由。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场合，同时说了违反不矛盾律的两句话，在信息没有被掩盖、言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矛盾就给揭发出来了。

可是，那毕竟是寓言故事中的情境设置。来到现实中，情境改变了，结果就会不同。矛盾的话，只要在不同的时候或不同的地点，对着不同的人说出来，未必会露出马脚。即使有人听到了那些互相矛盾的话，也未必能在层层的修辞、铿锵的语调包装下的论述中，依然意识到悖论的存在。再即使有人意识到了矛盾的存在，也未必有勇气或机会问一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

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的国家拥有最完美、最平衡的权力分享模式，足以成为世界的典范。可是，我们同时又强调一党坐大是权力版图下的现实，我们只能默默地在这个现实底下见缝插针，“圆滑”地求存。一党坐大和平衡本身就是矛盾的，要表述对于一党坐大的无奈，就得放弃对平衡分享权力的赞许；要表达无奈下奋斗的苦劳，就别忙着说那是完美的模式，除非我们不期望更好的未来、除非我们满足于无奈就是完美。

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的国家是多元文化并存、各民族共存共荣的的表率，足以让其他国家参考学习。可是，我们又时时用言语和行动来贯彻一元独尊的价值观。且别说一元和多元之间的优劣，两者本身就有着根本上的矛盾。若我们真正相信多元应该共存共荣，就不会要他人成为我们的附属。若要拥抱一元，那就不必描绘多元的美丽。

为何我们的社会能允许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类似楚国商贩的人掌握了显著的发言权力。他们之中，一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另一些则比楚国商贩聪明，他们深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道理。只要互相矛盾的话不对着同一批人说、不在同一时候说，或者经过包装后才说，那么就能够把被揭穿的可能减到最低。

就算是被揭穿了，事后补救的方法也有不少。首先是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接着警告他人不要趁机捞取好处（具体的说法是——“不要把某某问题政治化”）。再下来就是指责媒体渲染，要媒体“收敛”甚至“噤声”。

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而言，这些是相当典型却粗糙而且落伍的手段。如上所言，这种手段之所以可行，条件在于限制信息的流通和意见的发表。然而，限制信息和意见，却是逆天下之大势而行的手段。它除了维护少数特定人士的一己之利，对于国家，甚至是一些人声嘶力竭要捍卫的民族，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必须认清，最大的对手不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如果我们以为自相矛盾的论述可以轻易征服一般的民众，狂暴的权力可以压抑对自相矛盾的深刻批评，且别高兴得太早。这意味着一般民众的思想水平浅薄，这意味着我们在抹杀自由思想的创造力，这也意味着国民的竞争力将被其他国家很快地抛离。

不要以为我们的自相矛盾只是关起门来的家事，其实外面的世界正在看着我们。当外面的世界不看我们时，不是因为他们被我们的自相矛盾欺瞒了，而是我们的愚昧和落后已经不值得他们来关注了。外面的世界，没有义务跟着我们一起沉沦。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29日

民主社会中的讲话与做事

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很多人习惯性地把讲话与做事看作互相对立的两种能力，似乎会做事的就不会讲话，会讲话的就不会做事。

这样的观念看起来很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精神——“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此外，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的评价引申开去，讲话的能力就被贬低了；相对的，做事的能力就被抬高了。

在一个上下阶级分明、主从关系明显的社会，“讲话”的确不是一般人需要具备的能力。上面少数的统治精英讲了话、下达了指示，下面多数的群众就去做事。下面多数的群众有心声要传达，就通过中介的少数精英传达给更上层的精英。

这种生根于王权至上国度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人们来到被殖民的土地上而有所更改。社会上的少数人，依然以特定族群代表的身份，扮演者多数群众与少数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中介角色。

及至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独立了，这种“臣民”的心态也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讲话”的作用，依然停留在由上而下的施加命令，和拦截由下而上的群众心声。不在其位的人在外头嚷嚷，是没有生产性的空谈；只有通过特定的管道，进入那一道只为特定的人而开的门，才是运用智慧的体现，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说穿了，不是讲话没有生产性，而是讲话的权利被垄断了、传话的管道被限制了。因此，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是没有诚意，公开议论国事是无礼。或许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我直接向你讲的话你就不听？为什么非得要由一个信差把门关上来后间接地把我的话传达给你？即使这样，我也不肯定你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在极权的国家，人民没有发言的权利可以理解。在信息管道落后的社会，传话人的中介角色有其作用。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我们难以期盼有生产性的议论。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极权的国家、有发达的信息管道、有理智的国民，为什么我们不让人民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听取群众的心声？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国民能提供建设国家的良好意见？

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发展信息与通讯工艺，希望在信息时代与他人一争长短，但是我们又常常以渲染、煽动、破坏国家形象等指责来批评信息的传播。这种做法好比建了高速大道却只允准在大道上开牛车一样的荒谬。不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发展信息产业的潜能，却花费大笔金钱只为选出几个传话的信差，我们还凭什么大谈“蓝海策略”？

我们说自己重视教育，但是不让国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却显示了我们对教育的成果没有信心。否则，我们为什么总认为人民不能理智地谈论公共课题而要以敏感来划地自牢？事实上，正是因为诸多的限制，才让人民无法通过长期的实践而培养出理智的议事能力。

各种“讲话”的交锋是刺激社会神经，让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讲话”可以是“做事”前的集思广益、“做事”时的方向指引、“做事”后的检讨反思。民主社会中攸关公共利益的事，既不能说了不做，也不能做了才说。说好了才做，做好了也要说，这才是民主社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15日(题目为《讲话与做事》)

治安阴影下的另一面思考

先说一个虚构的冷战时期笑话。一个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比较谁的国家比较自由。美国人说：“我可以在白宫前面大骂美国总统，这种自由你在自己的国家能享有吗？”苏联人说：“当然能！我不但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面大骂美国总统，而且可以骂得比你还凶。”

这个笑话的教训就是：某些人可以在某些地方做某些事，三者虽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组合形式，但是不能任意搭配，否则结局就会截然相反。例如在上述笑话之中，若以为场景从白宫换了克里姆林宫，骂的对象也可以从美国总统变成苏联国家主席，那是不晓得游戏的规则。

在某个场合，有领袖告诉我们，要学习西方人勇于质疑的精神，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挑战权威，哪怕对方是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知道了西方人可以这么做，以为自己也可以依样画葫芦的时候，却忘了上述笑话的教训。

因此，当有人发起签名运动、组织和平请愿，表达对治安败坏的关注，以为这是贯彻领袖的呼吁，谁知一顶种族化问题、煽动仇恨情绪的帽子却莫名其妙地扣了下来。从笑话中学习吧！要贯彻西方人的风气，就到西方人的国家去。签名运动、和平请愿？对不起，那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不是恰当的管道。

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也不至于封杀所有的和平与非和平请愿或示威。一群印尼人不是为了他们的女佣同胞疑是被虐待的事，在我们的国土上示威吗？这和我们因为人民同胞被匪徒伤害而愤怒，为了自身、家人、朋友、国人的安全而签名请愿，不过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种族化之说，简直是岂有此理。

警方都说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罪案的受害人，非关种（民）族。那又何来的种族化问题呢？传闻中的手机短讯和传单，多数人无从得阅，煽动之说，不过是一面之词。然而细看人人可得而观之的请愿书，实在找不到种族化的蛛丝马迹。

在我们的社会里，种族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汇。许多人呼吁不要把问题种族化，许多人批评他人把问题种族化，但是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同时又处处显露出种族化的言行，虽然他们本身未必意识到自己种族化的言行。

就如6月23日在新山中华工会举行的警民对话会上，警方派来了一位华裔副警监，或许是为了能和一众华裔出席者有沟通上的便利，但是结果却是警民不欢而散。这恰恰突显了问题的关键不在肤色，而在于警民是否有良好的沟通、正视问题的勇气，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毅力。

治安问题下，另一个关于种族化的矛盾还出现在事件的演变上。作为签名请愿发起单位的新山中华工会，后来却得通过卫生部长来传达心声。没错，请愿的发起点是在柔佛州，发起单位是华裔团体，而卫生部长是执政阵线里号称代表华裔的主要政党在柔佛州的领导人，然而他到底是以哪一个身份来“为人民传达心声”呢？如果是卫生部长的身份，那么治安问题何时成了卫生问题？如果是华裔政党领袖的身份，那不就掉入把治安问题种族化的怪圈里头了吗？

当民间要求改善治安的呼声已经响彻云霄的时候，难道在上位者真的还是无所听闻而要劳动卫生部长传话吗？这到底是讯息传播的问题还是面子问题，抑或是“文化”问题？即使在上位者要对人民的心声置若罔闻，然而治安败坏对国家发展的危害是可以视若无睹的吗？我们真的乐于在种族思维的死胡同里兜兜转转，多于认认真真地为国家做一点事吗？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