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圣诞帽的店小二

圣诞节前，有朋自远方来，带了他们到一家新式咖啡店去用餐。想来是为了应节，咖啡店的侍应生戴上了圣诞帽。一位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加拿大，目前在新加坡实习的朋友，很不以为然地说：“干嘛要戴圣诞帽？既然要怀旧，就应该有所坚持呀！”

带圣诞帽和怀旧的矛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关键不在于圣诞帽。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从概念上而言，它是一种商业包装，从方法来看，它是新瓶装旧酒。可是，稍微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新式咖啡店像茶餐室多于老式咖啡店。

新式咖啡店里除了卖“本地式”冲泡的咖啡和茶、烤面包等，也售卖诸如椰浆饭、咖喱面、鸡丝河粉等本地美食。其实，传统的咖啡店是不卖这些“美食”的，只不过发展的步伐让大城小镇增加了许多需要在外用餐的游子和打工一族，传统咖啡店因而加入了售卖各种食物的摊位，慢慢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茶餐室。

从传统咖啡店到茶餐室再到新式咖啡店，是一种转变再整合的过程。新式咖啡店在传统咖啡店的基础上，把茶餐室的多样食物加了进来，只不过不再由各摊位的小贩负责各种食物。以此来看，新式咖啡店犹如披上传统咖啡店的外衣，集中管理饮食的茶餐室。

然而，怀旧毕竟只是外衣。传统咖啡店，除了提供饮食，更多时候还是一个联谊的场所。三五知己好友，借着喝咖啡之名，或下棋、或畅论大事小事、国事家事。又或者带着儿孙到来，表面上是为了吃吃喝喝，实际上是珍惜疼爱儿孙的机会。传统咖啡店，吃喝是外表，情感是内里，格调是悠闲。新式咖啡店还是如此吗？

新式咖啡店以舒适和卫生的环境，电脑化的管理系统，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然而，与其说它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倒不如说现代化的商业模式看上了“传统”的价值。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严格来说不过是一家餐馆。不过，这家餐馆除了售卖饮食，也贩卖一种怀旧的感觉。这完全是现代营销的方式。

新式咖啡店的顾客未必都有在传统咖啡店享用茶点的经验，但这无阻于他们在新式咖啡店寻找那一份感觉，前提是新式咖啡店能够把古老的经验具体表现出来。遗憾的是，许多新式咖啡店除了以“老招牌”作为号召，以复古作为装潢，却无法让人感受到“老”的坚持和“传统”的情感。

就像我带友人光顾的那家咖啡店，除了装潢有点古色，饮食有点古香，但是咖啡店的历史故事、餐饮的典故等有助于顾客感受并投入传统情怀的资讯却不得而见。此外，咖啡店也没有借助灯光、音乐衬托古旧的气氛。更重要的是，传统咖啡店作为情感联络所的角色已不复见。说是怀旧的咖啡店，却营造不出传统的风情。因此，戴了圣诞帽的“店小二”益发显得咖啡店的新。

打着“旧”的格调，却处处突显“新”的气氛，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旧”的精髓，还是摆脱不了“新”的羁绊？仔细想来，这种“旧”与“新”格格不入的情况，又何止是发生在新式咖啡店而已？

就如许多东方国家要追求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又处处显得放不下“东方价值观”的羁绊。西方民主制度下，个人的自由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放到东方国家里，却处处以社会责任压抑个人自由。西方民主制度下，公开发表意见是再平常不过的行为；来到东方，即使是小心翼翼地发言，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可能发生的后果。

凡此种种，与新式咖啡店的矛盾实在是异曲同工。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2月30日

焦虑与不安

眼看2007年踱着螨跚的脚步渐渐远去，几场规模较大的示威游行却让首都地区蠢动起来。官爷们大声疾呼“示威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却掩饰不了日益浮现的不安气氛。

翻看我国历史，早在独立之前，现今的执政党都曾发动示威游行，或对当时的政府采取对抗性的措施。1946年，巫统发动马来人示威游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成立马来亚联合邦；隔年，马华公会发动全国华人总罢市，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宪制。不论是巫统或马华公会，都把有关的行动，视为它们在建国路途上的贡献。那么，以“不是我们的文化”来批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未免有只许州官放火之嫌。

当然，时代不同了。现今执政的是民选政府，不是殖民政府。殖民政府统治的时代，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有限，传达心声的管道也不多。因此，示威、游行、罢市等行为就成了表明立场、传达意见的方式。

如今，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不但增加了，表达心声的途径也更多了。如此一来，人民理应不必示威游行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什么让人民不顾日晒雨淋，甚至愿意冒着被警方逮捕的危险，走上街头示威呢？

有人指责怀有政治目的的黑手，在幕后发动并操纵示威游行。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一）幕后黑手的目的是什么？（二）为什么这幕后黑手舍弃“正当”的途径，例如议会选举，而取“非法”的途径来达到目的呢？（三）幕后黑手凭什么号召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典型的说法是，幕后黑手自觉大势已去，所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然而，若是大势已去，则幕后黑手理应号召不了那么多人。若能号召这许多人，则大势已去的说法又会动摇。

如果要说响应号召的只是少数，那么官方的应对措施就有些小题大做。一而再、再而三的封路和路检盘查，仿佛在告诉人民有关的事件十分重大。任何人看到警方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肯定会怀疑事件的严重性，进而关注有关的事件。若涉及的的确是成千上万人倒也罢了，否则人们就会怀疑，带来不便的，到底是示威游行的人，还是警方的行动？

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公众的安宁和国家的秩序。吊诡的是，封路和路检盘查不但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同时也制造了疑惑和不安的气氛。它的效果和警方的期望根本就背道而驰。

维持治安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可否认，采取防范措施有利于维持治安。可是，若防范措施不恰当，干扰人民作息的将是那防范措施，不是那可能却未必发生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示威游行，与其一概禁止，警方不如增加监督的人手以维持游行的秩序。既然警方有足够的人力在各处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为何不调动这些人力去维持游行的秩序？除此之外，警方不妨发布有关游行的讯息予民众，例如游行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不想参与游行的民众就可以避免在那时候前往或经过受影响的地区。

示威游行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负责维持治安的警方，千万不要在这之上，增加人们的焦虑与不安。

注：本文被高空投射而下的导弹击中，哪怕已是支离破碎，南洋商报的读者也不得瞻仰其遗容。今“同日”发表于网上，为其默哀。

非议会

台湾议员在立法院武斗，一直是某些人用以衬托我国国会可取的例子。台湾议员在立法院内武斗是个人品行的问题，还是为了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关注，我们难以断定。可是，与其把焦点放在台湾，我们不如多注意国内的状况。

如果我们还在为国内的议会没有武斗而沾沾自喜，那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种喜悦已经岌岌可危。吉兰丹州议会里，巫统议员诺祖拉末迪亚试图举脚踢人，理由是一名回教党议员对他出言不逊。这样的说法，让人想起前总警长拉欣锘以对方以言语挑衅作为殴打前副首相安华的借口。

诺祖拉末迪亚踢人未成，不过他依然愤愤不平地指责，执政的丹州回教党政府不回答在野的国阵议员提出的问题，是为了羞辱国阵的议员。或许诺祖拉末迪亚忘了，反对党在我国被“赋予”的定位——为了反对而反对。既然反对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执政党又何必“应酬”反对党议员的提问呢？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难以进步的一个原因——许多人并不晓得如何面对不同的意见。掌握权力的时候，不同的意见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权力不在手中的时候，不同的意见就是为了打压而打压。大家都忽略了，不同观点的相互挑战，是促成文明演进的动力。

民主社会里，人民选出代表，称他们为议员，让他们进入议会，要他们议论国事。这一个“议”字不但有讨论、商量、评论的含义，也是一种旧时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的文体。因此，“议”就是通过说理来商讨事务，若议会里只允许一种意见，不但不成议之义，更从根本上推翻了成立议会的目的。

过去，我们能从电视上看到台湾的议员在立法院内武斗，但是却难目睹我们自己的国会内所发生的事。如今拜网络科技所赐，我们见识了国会里的实况。议员们议事时言不及义者有之，喧嚷叫嚣多于就事论事者也不少见。声带凌驾于脑袋的辩论，就真真实实地展现出来，让世人说长道短。

最近，我们就看见天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索迪纳登在国会内挑战反对党议员到外头去“lawan”。这样的说话，其让人震惊之处，实不下于企图在州议会里踢人的举动。试想象，若你只耳闻而不目睹那一场对话，你会以为对话的场景是哪里？我们常说暴力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么类似暴力的语言和语言的暴力，又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呢？

事后，当事人应该是意识到自己失言，就试图以另一番言语来为自己解围。他说，“lawan”是挑战反对党议员在大选时竞选，可是“tanding”不是更恰当的字眼吗？当事人又说，“lawan” 用的是嘴巴而不是拳头，可是用嘴巴的不是叫做“bahas”吗？若“lawan”用的是嘴巴，议员们不就是在议会里用嘴巴来“lawan”了吗？那又何来的到外头去“lawan”？

议论要有对象、材料、基础和工具。议会里的议论对象是国事民生，材料是知识和资料，基础是思想，工具是语言。少了任何一项，议论就会变得或虚无、或空泛、或肤浅、或乏味。以上述的“lawan”事件为例，议论的对象、材料、基础和工具在哪里？

看着古老的英国国会里，议员们在长凳上并肩而坐，情况近乎拥挤。议员们按着规矩发言和辩论，不用大声叫嚷来打断他人的说话，也不会减低议论的激烈程度。看着我们耗费巨资装修的国会大厦，议员们的辩论水平和堂皇的大厦不成正比，互相叫骂的情况倒是像漏水的大厦那样，叫人不忍卒睹，更不忍卒听。

没有了议论的议会，肯定要叫人非议，成为名副其实的非议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2月2日(题目为《国会议事以肢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