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理性

教宗本笃十六世9月12日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演讲引发全球穆斯林的抗议，也带来不少的议论。议论之中，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若能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其实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智慧。反之，非理性的议论、情绪化的谩骂，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更会加深误解。

在这件事之中，许多人坚持要教宗道歉。然而，若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么教宗的道歉并不算问题的解决。

教宗的演讲，是在会晤科学界人士时作出的。他的演讲以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为主题。被视为冒犯穆斯林的言论来自演讲中引用14世纪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帕莱奥洛古斯与一位波斯穆斯林学者的谈话。曼努埃尔二世说：“给我看看穆罕默德带来些什么新东西，你只看到邪恶与非人道，比如他要求用剑去传播他的教义。”

这段话本就十分具有争议性，加上教宗没有在演讲中明确地加以反对，还用“博学”来形容曼努埃尔二世，就难免让这个课题雪上加霜。虽然这只是一段引用的说话，但它的确是对伊斯兰教的莫大不敬。以互相尊重为前提，教宗对穆斯林道歉有其意义。

无论如何，教宗的道歉不应该阻止人们继续探讨这一事件。例如，为何曼努埃尔二世如此批评伊斯兰教？其实，教宗在他的演讲中已经表明，有关的对话是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围困期间 (1394-1402) 进行的。因此，曼努埃尔二世对伊斯兰教的敌意自有其背景。教宗也提醒，波斯学者的说话并没有详细的纪录。

曼努埃尔二世还解释了为何用暴力传播信仰违反了神和灵魂的本质，因为神不会因血而喜悦。若要引导他人接受一种信仰，需要的是条理分明的说话能力和慎密的推理。要说服理性的灵魂，不需要强壮的臂膀、武器或死亡的威胁。这一部分是教宗演讲的主题，却因为上述的争论而被忽略了。

整理有关对话的迪奥多•寇利 (Theodore Khoury) 教授认为，因为希腊哲学的影响，对拜占庭帝国而言，理性和神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是，在伊斯兰教中，神的意志超越人的理性。寇利教授的观点关系到比较宗教学，值得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

在要求教宗道歉之余，我们是否应该更全面地思考，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以及对话的意义？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26日

风吹过

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会选举，匆匆上演、匆匆落幕。整个过程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关注的人有多少？关注校园选举的人，又在纷纷扰扰之后，学到了什么、教育了群众什么？

近年来，校园选举出现了“亲校方”和“亲学生”的标签，为对立派系的候选人分门别类。犹记得数年前，校园选举还有一项“候选人不得组成派系”的规定。如今，“亲校方”和“亲学生”这类标签的出现，无疑是间接地否定了有关的规定。

到底校园选举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若有，为何不再执行该规定？若无，为何当初执行该规定？如果校园选举是让学生实践民主制度的机会，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让选举在明确的条例下进行。在混沌中举行的选举，何来实践的价值？

再看看“亲校方”和“亲学生”这两个标签的意义。“亲”的含义是什么？衡量两个阵营“亲”校方还是学生的指标是什么？是政治立场还是“政纲”？若是政治立场，那么“校方”和“学生”分别代表怎样的政治立场？谁能说全校数以万计的学生有着共同的立场，可以让一个阵营来“亲”近？若是“政纲”，两个阵营的主要“政纲”是什么？有什么具体和关键的分别？

说穿了，划分“亲校方”还是“亲学生”两个阵营的依据，在于是否是校方所属意的人选，以及某些候选人的政治倾向。问题是，不是校方所属意的阵营，难道就是学生所属意的吗？把“亲学生”当作“亲校方”的对立面，根本就模糊了双方的分野，而“学生”在这个标签里就没有实质的意义。

另外，校园选举期间也不时传出负面竞选手段的传闻，如匿名信、恐吓电话、造谣手机短讯、诬蔑传单、肢体冲突等。校园选举中出现恶劣的竞选手段让人不齿，可是所谓的“受害者”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来回应？上述恶劣的竞选手段都足以构成刑事罪，最好的回应方式不就是响应国家原则的第四条——遵从法治，从执法和司法两方面下手吗？单靠舆论，只会落得一起事件，各自表述的局面。

恶劣的竞选手段之所以难以根除，和学生 (人民) 的素质也不无关系。为什么人们容许候选人只说对方的坏话，而不要求候选人说出并落实他们的承诺呢？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校园选举只不过是一阵风吹过，风过了无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23日

真的是这样吗？

一种语言包含了一种世界观，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就活在这个语言所建构的世界里。当然，一种语言所建构的世界，又会随着它的应用而变化。例如，“黑”在某些群体当中意味着邪恶、丑陋，但是在另一些群体当中，“黑”却可能是神圣、美丽的象征。

放眼今日的世界，在一些特定的论述下，某些人视伊斯兰教为洪水猛兽、某些人把以色列当作天生的敌人。这些论述，或有意识，或不刻意，都有其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背景。放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不同的族群对于“母语教育”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不同源流的学校妨碍国民团结”就是一套值得我们思考的论述。这套论述在国内，尤其是马来社会有着一定的“市场”。对此提出批评和回应的人士也不在少数，但是至今支持和反对它的两派人士仍然壁垒分明。

或许我们有必要探讨类似的论述的起源和原因，以及政治人物一再“推销”这些论述的现象。最近的一单事件就是高教部长表示，不允许设立单一民族学会，理由是单一民族学会会分化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

撇开自由结社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谈，校园内的单一民族学会真的是分化国民的原因吗？若校园范围内的单一民族学会会分化国民，那么国家范围内的单一民族政党，对于团结国民，又有什么贡献呢？

不论是过去的联盟还是现今的国阵，成员党都是单一民族或以单一民族为主的。人们能不能一方面推崇这样的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却指责校园内的单一民族学会呢？难不成要一根手指指着他人，三根手指指向自己？因此，由这套单一民族学会分化国民的论述所建构的世界里，就出现了矛盾。

“国民不团结”和“团结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争议的命题，“为何国民不团结”和“如何让国民团结”更不可以轻率定论。不了解问题的根源，不从根本对症下药，即使解散了国内所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团体，要分化的国民依旧可以有分化的方式。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问题的根源，是出自于单一民族的团体，还是单一民族的思维，又或者是单一民族的心胸、单一民族的眼界、单一民族的政策？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19日

那又怎么样？

社会现象往往是抽象的。要让抽象的社会现象具体地显示出来，就得有一套客观的描述方式，来展示现象的存在形式。数据就是这一套客观的描述方式。因此，有人说数据会说话，而很多时候我们也确实需要数据来说真话。

不过，数据并不是社会现象本身，它只不过是反映了社会的现象。而且，数据得经过处理，才能反映社会现象。同样的材料，经由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数据。

明乎这个道理，在谈论数据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对产生数据的材料、获得材料的方式、处理材料的方法有所了解，才能够从数据看清社会现象。否则，所谓的数据只不过任由人们操弄的口号。

国内不少政治人物爱挂在口边的“让土著拥有30%股权”的目标，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数据。股权的计算，根据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还是公司的市值？甚至是“土著”和“拥有”的定义，也是决定数据的关键。

再说近来被提起的各族收入比率，同样是一个缺乏实质意义的数据。据称，目前国内马来人对华人的收入比率是1比1.65，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时把这个比率提升至1比1。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就是几个数目字，产生数目字的过程，依然隐蔽在布幕之后，不得检验。像这种不能清楚反映社会现象的数据，显然无助于人们了解社会的真相。

另一方面，数据虽然可以反映社会现象，却未必能够解释现象的根源。即使上述的各族收入比率是正确的，但是有关的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知现象的根源，要如何制定改变现象的正确方案？

再让我们思考，提出这个数据的人士，一方面指出该数据从过去至今显示了改善的趋势，意味着马来人的收入改善了。可是，同样的人却也提出槟城马来人被边缘化的吊诡言论。若马来人收入改善和马来人被边缘化这两套说法同时成立，那就说明了马来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因为当一部分的马来人被边缘化时，只有另一部分马来人的收入大大地增加，才可以出现整体马来人收入改善的数据。

不论是股权的拥有，还是收入的比率，毕竟只是局部地反映社会现象。如果对这些数据的追求，无法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使最后数据落实了，那又怎么样？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12日

批评与教育

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小至家庭，大至学校，教育的目的、理论、方法、规划，让人们不曾止歇地争论着。教育既涉及为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也关乎为学者理解、应用、成长的问题。此外，社会与文化背景，也和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文化背景而言，华人传统上认为“教不严，师之惰”。这导致了教师严格对待学生的态度。在西方，自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联系起来之后，一种普遍的认知是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人们提倡的是诸如爱的教育这类观念。

以上两种看待教育的不同角度，往往被简单地对立起来。比如，近些年来深受欢迎的赏识教育，就要求家长或教师，以乐观的心态，发掘孩子的潜能，并且多赞美和表扬他们。

然而，一旦赏识教育矫枉过正，就很容易变成只容许赞美，不接受批评的教条。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让被批评者了解自己的错误，进而改过。学生犯错时，教师固然可以委婉地劝导，但又何尝不能严肃地批评？一种对此的典型辩解是，批评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问题来了，为何批评一定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呢？说穿了，是我们本身对批评抱持了错误的负面态度。我们习惯于把批评和诋毁、羞辱、讽刺、挖苦等行为等同起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面对批评面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认定对方怀有恶意。有了这样的心态，即使批评的内容理据充分，被批评者也不会省思自身的问题。

除了批评者的意图，批评者的措辞和语气是另一个被攻击的对象。的确，严厉的措辞和语气会让人不快。可是，只要批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提醒或指正为目的，以就事论事为态度，我们又何必对措辞和语气耿耿于怀呢？批评的内容和措辞、语气之间的主次之分，是要弄分明的。

在教育中排除了批评，就难以明确地树立是非价值观。不能面对批评，就难以面对挫折和失败。不愿接受批评，就难以推广理性讨论各种社会议题的风气。犯错的人若可以逃离批评，那他又何须担当应该负起的责任？

正面地看待批评，是当下需要进行的社会教育。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