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回顾与展望

岁末，人们多喜欢总结过去一年的大小事件、衡量得失成败，同时许下心愿、展望来年。然而，当这种回顾与展望变成岁末的“例行公事”，却没有从回顾中吸取教训，认真改正错误，那么展望来年的意义还剩下多少？当展望来年同时意味着对过去的遗忘，我们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的回顾中，蓦然惊觉多年来我们还在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了？

回顾2004年和2005年，让人百感交集。如果说2004年是“贼”——攫夺匪当道，那么2005年的主角就是“兵”——警方了。去年猖獗的攫夺案件、今年几项关系到警务人员的重大事件，成了《改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真实注脚：警察部队目前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减少罪案、铲除贪污、遵守人权与法纪。现任首相在2003年上台后发表了整顿吏治的声明，则是《报告书》的缘起。

回顾，就要追本溯源。把这两年多以来的有关事件，串联成一个进程表，我们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首相的声明表示他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书》总结了问题，提出洋洋洒洒的125项改革建议。然后呢？

承认本身的问题并不可耻，如果在承认本身的问题后能够积极改正，那更可喜。遗憾的是，问题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有人却辩护说那只是小问题；有人一口咬定问题是对手渲染出来的，仿佛大家所看到的问题只是幻觉。

否定问题、转移焦点的行为，不仅仅是个别的事件，它更显示有关人士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如果这样的态度是展望未来的立足点，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感到忧心。因为若不曾正视过去和当下的问题，那么当下的问题就不会成为过去。

如今正是为过去一年的新闻推出“十大”排行榜的时期。进入新的一年后，这些排行榜就会或快或慢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似曾相识，然后他们想起了多年以前已经遗忘的排行榜。难怪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会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试想一想，要是多年以后，我们在社会科学图书馆里看到已经尘封的《报告书》，翻阅《报告书》时却好像在看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那有多可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28日

政治正确下的多元

英国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为了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员工，一些公司的主管表示会禁止在公司里布置圣诞节的装饰，以免信奉其它宗教的少数民族感到受歧视或被排斥。

全球化的浪潮洗刷着国与国的界限，跨越疆界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多元民族、文化、宗教成了不少国家共有的特色。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都会，往往聚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以伦敦为例，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它有76%的居民是白人，10%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人，10%非洲和加勒比海裔黑人，3%混血裔人，以及1%华人。基督教徒占了它人口的58.2%，无宗教信仰者15.8%，其余26%的居民信奉其他宗教。

除非这些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各民族真能够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让他们和睦相处和共事，就成为不得不加以重视的课题。比较消极的做法是让他们同处一个空间却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极端则是采取同化手段，要少数民族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信仰。上述禁止在公司里布置圣诞节装饰的措施，就是前者的体现。

在注重人权的国度，个人的文化是必须加以保障的权利。类似同化政策这种违反人权的手段，必须加以唾弃。把这样的指导原则落实出来，可以是立法保障每个人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也可以是立法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当这样的指导原则落实成禁止在工作场所以传统的方式庆祝圣诞节时，是否矫枉过正了呢？

顾及少数宗教信仰者的感受立意是好的，但是当多数尊重少数或互相尊重的良好价值，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时候，它却可以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为何对少数的尊重或对弱势的扶持，要以对多数的贬抑或对强势的排挤为代价呢？

与其用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通过禁止在工作场所庆祝圣诞节，来表示对少数的尊重，为何不把佳节的喜悦和少数分享？同样的，为何不通过鼓励少数在公司庆祝他们的佳节，促进多数对少数的了解？

禁止和压抑会关上互相了解的大门，让彼此壁垒分明；无知和陌生会带来恐惧和仇视，启动冲突的计时炸弹。若放弃了认识他人的管道，固守于自我的天地，又怎会有开放的心胸去面对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政治正确下的多元至多只能并存，不能共荣。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21日

大学排行榜（六）

（丁）态度

既然大学排行榜的问题和争议剪不断，理还乱，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大学排行榜一无是处了呢？那也不尽然，关键是在于我们本身的态度。

给大学座次排序就好像让学生通过考试来论排名一样。当我们一方面在抨击应试教育的时候，我们自己看待大学排行榜的态度，是否和我们自己抨击的对象类似呢？如果大学为了在排行榜中力争上游而一味迎合评分标准，忽略了有关标准的意义，那和学生靠死记活背来应付考试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们看排行榜只看名次，忘了仔细检讨自己在每个评分标准的表现，那和以名次论好坏的家长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收集与分析数据方式，大学的排名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就以爱丁堡大学来说，在英国国内不同的排行榜上，它的排名也有相当大的落差。以2002年为例，《泰晤士报》给它第14名，《每日电讯》却把它排在第42位。只看名次的话，把这两份排行榜一起摊开来，岂不是让我们无所适从？

一份排行榜的价值，除了大学的名次，更重要的是每一项评分标准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为何我们在研究项目的得分偏低？如何提高我们在这一项目的表现？增加国际学生或许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名，但那是大学主要的任务吗？如果要增加国际学生的话，那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国际学生？

综合性的大学排名有其不可避免的技术缺陷，比较理想的排名应该是针对专业而非学校整体，并且根据教学、研究、师资、收生、经费、管理、设施等方面进行专门的评估。评估项目应该具体，尤其应该考虑到评估的项目是否可以量化、评比，并且需要明确指出评估的局限。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更应该符合学术研究的规格，从而提高排行榜的准确性。

我们除了要求计算排名的方法不断地改善之外，也应该朝向建立完善的评估制度前进。进行排名的机构应该客观、中立；选择参与排名的大学也应该提供真实、全面的资料。如此，排行榜的可信度才得以确立。

我们无需把排行榜照单全收，因为那只是一个参照的系统。我们也不应对排行榜全盘否定，因为那毕竟是让我们检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14日

大学排行榜（五）

（丙）争议（下）

2004年，《泰晤士高教增刊》提出另一份排行榜的时候，同时刊登了编辑约翰•奥李利（John O’Leary）的报告。报告除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的评估标准，还特别摘录并突出显示奥李利的一段话：“虽然占据了首10名中的7个位置，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如许多人所预测那样具有主导性。”把目光放到首20名，就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的位置剩下11个，比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少了6个。整个排行榜也致力于突显国际化的格局。

除此之外，以《自然》和《科学》等权威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为指标是为了减少争议。可是，过于强调所谓的权威杂志，是否是崇尚“名牌”的表现？这会不会抑制学术刊物的良性竞争和发展呢？

当排行榜本身变成了一种权威，人们就开始担心大学的管理层或负责高等教育的机构，会否把排行榜作为指引大学发展的方向标？大学当局会不会为了改善排名，而把过多的资源投入于与教育本质不相关的领域，甚至关闭“导致”大学排名不佳的科系？如果排行榜成了大学发展方向的第一指引，那对于高等教育的意义、内涵和前途会起着怎样的影响？到底排行榜上亮丽的数字，是为了什么而来和怎么得来？

排行榜对于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学，往往被学生和家长视为全方位的卓越大学，从而忽略了仔细研究各项评估标准的重要性，忘了应该关注科系的素质多于大学的整体排名。试问，以医、理、工科为导向的排行榜，对有志于表演艺术的学生而言，有何参考价值？延伸开去，雇主以至于社会人士也会根据排名来泛泛地为大学的各个方面贴上优劣的标签。

针对大学排行榜最值得思考的争议，应该还是：到底一所大学的素质是否可以用统计学的方式来量化？例如，师生比率通常被用来衡量大学的教学素质。从理论上而言，较小的师生比率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请教，老师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然而，不把教师本身的教学能力和热忱考量在内，就无法准确衡量教学素质。问题是，教学能力和热忱如何准确地量化？

许多人对大学排行榜趋之若鹜，对它有所保留的人所发出的异议因而显得十分微弱。这些声音虽然微弱，却值得我们正视。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10日

大学排行榜（四）

（丙）争议（中）

上海交通大学采用的评分标准，对拥有医、理、工科系的大学较为有利，因为它的标准给予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很高的权重。对于文、商、法、艺术等领域的学术人员，《自然》和《科学》并不是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虽然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小组给那些侧重文、商、法科系的大学“特别处理”，依然改变不了他们评分标准上的缺陷。正因为如此，类似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大学，竟然无法入选世界首200大学。

批评者还认为，为何只是考量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的得奖人？一些得奖人在数十年前就读的大学因此得益良多；一些得奖者在数十年前进行研究的大学因此获得分数。可是，我们如何能够以一所大学从前的成就来评定它现今的水平呢？校友得奖为何成了教育素质的指标呢？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评分标准，让大型学校占有较大的优势。

除了评分标准的合理性，标准的权重也是争议的重点。例如，为何同行的评价占了40%而不是更多或更少？为何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占了总分的30%？美国的全国意见研究中心就老实不客气地批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它所采用的评分标准权重“缺少可靠的实际或理论基础”。一般的排行榜采用的是主观赋权法，即根据经验确定权重。相同的标准和数据，采用不同的权重，就会得出不同的排名，争议在所难免。

实际上，就连数据本身也是争论的焦点。有人怀疑，一些大学为了提高排名而在数据上做手脚。为大学排名的机构，也尽量使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和计算公式，以得到一般人认为“合理”的排行榜。处理数据的疏失隐隐然在11月11日的《泰晤士高教增刊》中获得证实。莱斯大学对每一个学生投入的资金位列美国的首五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上，财务资源这一项却排在20名以外，叫人费解。不论是数据的真伪，还是处理数据的方法，都在人们的质疑之列。

排名的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带来争议。上海交通大学的200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里头，美国大学在首20名占据了17个位置。美国大学的优越排名，无疑有利于它们在国际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其他地区的大学难免会感到压力。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8日

大学排行榜（三）

（丙）争议（上）

大学排行榜是客观的吗？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几份排行榜的衡量标准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分标准包括同行的评价、毕业率、录取率和学生的素质、师资、对每名学生的资金投入、校友捐款率等18项。每项评分标准的权重常常变动，以2005年的标准为例，同行的评价、毕业率、录取率和学生的素质、师资四项便占了80%，其中的“声望指标”，即同行的评价一项便高达25%。

《泰晤士高教赠刊》2005年的评分标准只有6项：同行的评价（40%）、雇主的评价（10%）、国际教员比率（5%）、国际学生比率（5%）、师生比率（20%）及教员论文被引用比率（20%）。

虽然这两份排行榜的标准明确，不过除非能够证明评分标准及权重皆合理，并且数据可靠，否则说它们是客观的还言之过早。就同行的评价而言，质疑者常提出的疑问包括了：为什么由这些人来评价？换了一批人来评价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评价者对“好”大学的认知是否因人而异？

再说国际教员或学生比率，充其量只能证明大学“国际化”的程度，未必和大学的素质成正相关。况且，某些拥有大量外国移民或难民的国家会否因此而在这个项目占优呢？

此外，不少排行榜以名气和财富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评分标准，强调这两个项目会否导致学术界出现“出名者愈出名，富有者愈富有”的现象？重要的是，名气和财富是否足以在鉴定大学的素质时，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呢？

如果以学术因素作为标准又如何？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就是以学术为指标：
1． 教育素质，以1901至2000年之间，获得诺贝尔奖和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Fields Medal）的校友人数为标准。（10%）
2． 教员素质，其中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得奖人数占20%，教员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占20%。
3． 研究成果，其中发表于《自然》与《科学》杂志的论文占20%，收录于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论文占20%。
4． 以上5个学术方面的表现对学术人员的比率。（10%）

这样的标准总该没有问题了吧？不见得！一些疑问还是不好解答的。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6日

当事件演变成危机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虽然很不情愿，但笔者还是不得不承认，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警界事件（Case），已演变成一道关乎国誉的危机（Crisis）。

该事件始于远嫁大马的中国妇女声称遭受警方人员羞辱，接着中国驻马大使馆表示关注，到两个星期之后传出身份不明的女性在女警面前裸身拧耳蹲站的偷拍录像，事件逐渐升级到马中两国的外交层次。然而，如果还有人天真地以为这只是马中两国之间的事，甚至只是中国人和大马警方之间的事，那笔者建议他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去读一读那里的国际新闻。

从11月25 日到今天（12月1日），该网站每天都有相关的新闻报导。除英文和中文的新闻之外，印尼文的新闻也有了。一些在英国的马来西亚人表示，身边的朋友或同事向他们询问有关的事件。警队的结构性弊病固然是问题的关键，某些单位在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却不可不说是雪上加霜，进而导致事件演变成危机。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的中文新闻报导里所说：“看起来，一些政界人士以及警官不光没有遏制有关情况，而且要将事件恶化。”英文版的新闻用上了“危机”来形容这事件。有关的新闻引用了两个让事件恶化的例子，分别是全国副警察总长慕沙哈山说，要嫌疑犯裸身拧耳蹲站是标准程序；另一则是国安部副部长诺奥玛说“若外国人认为我国警方残暴，就回国吧！”

其实，当事件发生之后，行政当局有几项举动是值得赞扬的。例如，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国会走廊会见三名投报受辱的中国女子，在肯定她们的投报有根据之余，还表示这事件让他感到羞耻，并且承诺会敦促警方尽快完成调查。另一方面，首相不但谕令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前往中国进行外交斡旋，也在从国外归来后立刻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这些举动兼具实际和公关的作用，对于控制并解决问题有正面的意义。

与此同时，在事件发生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进展。一些媒体在这个时候大肆渲染我国境内有5万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实际上，那一份由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因为它只是简单地根据入境和出境人数的差异来估计逾期逗留的各国人士。数据本身已经是一个问题，更糟的是，那些媒体的报导重点却是数据中人数并非最多的中国人。在它们“独特”的新闻处理方式之下，制造了中国人逾期逗留的问题最严重的假象。

或许这样的报导是要间接地告诉读者，因为中国人逾期逗留的问题很严重，所以警方对待中国人比较严厉，才会发生羞辱中国妇女的事件。然而，严厉对待或严格检查应该不需要使用羞辱他人的手段吧？况且，若是在警方的严厉对待之下，尚且有5万逾期逗留的中国人“隐形人”，那岂不是在“隐形人”的问题之上，再增加让人质疑警方执法效率的问题？
处于当下的时刻，如果能让这样的渲染无疾而终是不幸中的大幸。遗憾的是，全国內部安全及公共秩序总监奧斯曼达立却在这个时候宣布，各州总警长和警区主任已受指示，立刻追捕逾期逗留的5万名中国人。反复强调有问题的数据，又在有问题的数据里错放重点，怎不叫人心生疑窦？任警方再怎么保证追捕行动和眼下的中国妇女受辱事件无关，只会让世人有欲盖弥彰的印象。

依法对付逾期逗留的外国人本来就是警方的责任，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警方不是都应该公正执法吗？把焦点从一般的“逾期逗留者”，缩小到“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只会让全世界对警方的举动更加疑惑。难道警方在执法的时候，只是对逾期逗留的中国人“赶尽杀绝”，却对其他国籍的逾期逗留者“网开一面”吗？如果警方对逾期逗留者“一视同仁”，而中国籍的逾期逗留者人数又不是“遥遥领先” 的话，那么警方何必一再强调要追捕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呢？

没有人会反对警方依法对付逾期逗留者，只要执法得当，警方将会深得民心。不过，选择性的对付特定的逾期逗留群体则另当别论。即使警方可以不顾民间的非议，总要考虑大马的国际的形象吧？目前的局势近乎风声鹤唳，警方重点针对中国籍的逾期逗留人士，只会将问题向死胡同更推进一步。

从公关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即将举行第十一届东协峰会以及第一届东亚峰会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除了前来出席峰会也会官式访问我国，加上国内事务部长稍后将前往中国以外交手段处理这件事，警方的强硬态度除了可以向外界展示警方不向压力低头的“风骨”之外，只能导致危机的深化。试想想，到时候要我国领袖如何在峰会上面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的部长又要如何在中国面对他们的领袖呢？我国人民在面对他人的质询时，又要如何自处呢？

如今，某些方面在议论，裸身拧耳蹲站的女郎可能不是中国人，这又再次突显了这些人士仍旧看不清问题的关键。或许他们习惯了任何事都喜欢从民族或国籍的角度来看待，可是只要稍加思考，证明了女郎的国籍又如何？若她不是中国人，是否就可以放松调查？若她是泰国人，是否就不存在人权与外交的问题？若她是我国公民，是否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际上，不管她是中国人、泰国人还是大马人，不管她是巫裔、华裔还是印裔，有尊严的大马人都应该像纳兹里部长那样会感到羞耻；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像首相那样正视这问题；有良心的人都会为她所受到的遭遇而难过和愤愤不平。

或许我们难以理解警方对这件事采取消极态度和回应的“苦衷”，然而看着事件一步步演变成危机，关心国家的公民都会为此而忧心忡忡。回想起三名中国女郎在郭素沁带领下，到国会会见首相署部长的时候，国安部副部长还因为她们不是向他投诉而表示不满，并且说因为没有接获警方的报告，所以不会展开调查，也不会要求警方提呈报告。当时看到这样的新闻时，着实为副部长的言论捏了一把冷汗，心想：他可知道世界在看着我们？

世界在看着我们如何化解这道危机，公正、坦诚和决心是我们的武器，逃避、包庇和面子是一根根足以压倒骆驼的稻草。

200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