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文社群的隐忧

2002年3月6日《星洲日报》<新教育>的<大专资讯站>这一版刊登的一个小图表，引起了我的注意。小图表显示了2000 与2001年度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考试（STPM）各个科目的报考人数。根据该图表，2000年报考华文的考生共有597人；到了2001年只有499人报考华文，比2000年减少了98人。华文之下的项目是淡米尔文，考生人数由2000年的339人增加207人至2001年的546人。这两个科目一上一下的排列着，我看了之后，思绪也跟着一上一下的难以平复。

以我国的人口比率而言，华裔是印裔的三倍有余，然而在高级学校文凭考试报考华文的考生却比报考淡米尔文的考生少了47人，这当中的差距，值得关注。这简单的数据和我近来在马来亚大学观察到的现象似乎有着某种联系。近年来，每当我在星期天进入马大校园时，常常看到印裔大专生正在举办各类型的活动，偶尔还看到不少的印裔中学生前来参加这些活动。据知，这些是马大淡米尔文学会所举办的活动。如此盛况，是我在90年代中期于马大念书时所不曾见的。反而是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十分活跃的马大华文学会，如今给人的印象是不复当年勇。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报考华文的考生人数每下愈况，甚至被报考淡米尔文的考生人数给超越了？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淡米尔文学会欣欣向荣，华文学会却斯人独憔悴？或许如杨清龙博士所言，华文考生的人数不能完全反映学习华文的实况，然而华文考生人数逐年减少已成了一个趋势。不论是高级学校文凭考试，或是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考生人数节节上升，在所有科目考获A的学生也年年增加；就是华文科考生人数不升反降，考获全科A的学生当中，也很少看到华文是他们报考的其中一个科目。考生人数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将来有机会进入本地国立大学进修中文的学生也跟着减少。对语文纯粹抱着“实用”态度的人士，不会觉得这是严重的问题，可是一种语文除了需要发挥“实用”的沟通功能，也不能自绝于更高层次的思想探索与应用，否则在这强调知识的时代，终将被边缘化。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社会上对语言持有“实用”价值高于一切的人士不在少数，这对于我国的华文社群而言，可说是一个隐忧。

华文在我国本来就不是主流语言，同时还得面对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除了外在客观因素的制肘，我国华社本身对待华文的态度对于华文在我国的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影响。华文教育在我国艰辛的走了180多年的崎岖之路，很大程度上是由华社本身胼手胝足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华社“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使得即使在穷乡僻壤，也有华文小学的踪迹。然而，现今家长一味追求名校、追求优越的考试成绩，再加上社会的变迁，如人口的迁移、新城镇的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变，导致华小爆满的日益爆满、没落的日益没落。虽然说这样的局面不全然是华裔家长造成的，可是名校心态至少是制造问题的帮凶。

名校心态的产生，和以功利的角度看待教育脱离不了关系。这种心态的延续，显现在考试科目的选择之上。难考的不考，难考到A的更不考，对将来升学与就业无利的千万别考。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选考什么科目本来是十分个人的事，旁人不但不必过问，也无权干涉。可是，当选择的过程当中，选择的主体存有种种误解，客观环境存在种种误区，这样的选择还是“自由”的吗？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扭曲，导致了选择主体和选择结果的双重扭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以考试成绩作为最高的指标，以功利作为一切的导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病态。

在华文科考生人数减少这一现象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华文水平低落的问题。《学海》周刊发起的“我学华语!我考华文!”运动，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可是，这项活动的重点不能只是侧重“我考华文”而忽略了“我学华语”，否则还是跳不出考试导向的框框。为了鼓励学生考华文，向学生强调华文不难考有其紧迫性，也有策略上的考量。然而，培养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使他们热爱华文并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平，才是根本之道。

那么，我国现今华裔学生的华文水平又如何呢？我们不妨问自己几道问题：有几个中学生能用华语清楚又流利的表达他们对时事课题的看法呢？有几个中学生能用华文写一封措辞得体的公函呢？又有几个中学生把华文作为思考的语文呢？我们甚至可以把视野放大至日常生活：到餐馆去吃一餐，可以从菜单上找到多少错字和别字呢？中文电台的广播员用不标准的华语、单调的词汇，说着内容空洞的话语，我们可以无动于衷吗？报章、杂志、传单和其他印刷刊物里，又有多少错别字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积是为非的呢？

这一些普遍的现象，显示出对于华文的应用，许多人抱着一种“管它正确与否，只要能够明白就好”的态度，更不用说提高本身的华文程度和修养。华小毕业以后，升上国中就读的华裔生，要是不报考华文的话，有多少人会认真的看待华文的学习与应用呢？数年的中学教育，通过重重的考试难关之后，不难发现学生们在使用马来文表达意见方面，比使用华文来得更得心应手。一般的国中华裔学生普遍上存在着在家说华语或方言、小学时使用华语、中学时使用马来语的现象，一旦上了大学，主要的应用语言又变成了英语和马来语。这样的环境使得学生们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学习。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学生们有机会掌握不同的语言，“精通”三语甚至四语；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学生对于所用的语文，都是“半精半通”，其中的一些语言还可能是“不精不通”。

我并非要求学生们在单语的环境下学习，因为那也无法确保他们掌握所使用的语言。现今世界，资讯网络四通八达，学习管道比比皆是，想要自修某种语文并非难事，更何况不论是华、巫或英语，都是我国社会的日常用语。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学习态度是精益求精还是得过且过。以华文为例，在卫星电视日益普遍的当儿，我们有机会观赏到更多中、港、台制作的华文节目。更频繁的接触这些节目，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学习华文的机会。事实上，其中一些资讯和综艺节目的确让本地观众赞不绝口。看着节目主持或嘉宾以留流利（虽然说未必标准）的华语，把节目制作得精彩之余，也把华语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可曾感到一丝丝的羡慕和惭愧，进而生出把华语说好、学好的冲动？

一种语文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能够发挥至少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作为日常传情达意的沟通工具。
（二）成为较高阶层的专门领域应用语。
我国华人一般上都可以使用华语来发挥第一项功能，即使他们不常这么做，或者做得不是那么好，例如语言不标准和词不达意的问题。至于第二项功能，则可以发现华文（语）的作用正在“退化”。华文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技领域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政治方面，我国华基政党本身已经不是政治上的主流，华文在
政党内部又成为非主流中的非主流。经济方面，我们看到招牌上的华文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一些公司干脆放弃中文名字，至于公司内部或公司之间来往的书函和文件里，也渐渐的失去华文的踪影。科技方面，华文更是少有用武之地。此外，我们的华文程度是否足以让我们传承有深度的文化思想？

简而言之，语言拥有“雅”和“俗”两支臂膀，语言的充分应用需要两支臂膀同时全力施为。在我国，华语“俗”的一支臂膀尚有一点作为，可是“雅”的一支臂膀却日渐苍白无力。缺少了精通华文以及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华社精英”，再加上华文的应用范围渐渐收窄，我们将难以塑造出使用华文华语的“上层建筑”。缺乏这一“上层建筑”虽然不会使我们消亡，也不会妨碍我们追求更多的财富、举办更多更大的文化庆典，却会使我们的社会庸俗化，这对于我国的华文社群来说，不啻为一个隐忧。

原载《星洲日报·教育版》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