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路、往前途》——为全辩11纪念特刊而写

二十年是一个人从婴儿变成儿童，然后经过少年阶段到成为青年的时间。二十年对于全国大专辩论会（全辩）又意味着什么呢？

1988年的第一届赛会，八支参赛队伍来自西马的七所大专学府；如今2008年的第十一届赛会，参赛的队伍不但增加至二十支，来自东马的大专学府也已是第二次参与其盛。二十年，全辩更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的赛事。

除了扩大规模，全辩也在2003年的第九届赛会上推出新赛制。新赛制意味着全辩的求新求变。因为意识到旧的不足，所以要求新；因为意识到旧的一套已遇到瓶颈，所以要求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全辩要延续就必须要推陈出新。二十年，见证了全辩在革新中的发展。

1995年的第五届赛会，全辩首次走出马大校园，在新山、关丹和槟城举行了三场初赛。2003年开始，全辩更把辩论比赛带到购物商场。此外，从电台到电视台转播的赛事，以及如今国内蓬勃发展的辩论赛会，我们不难发觉辩论比赛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活动。二十年，全辩让辩论比赛普及化。

欣喜于全辩二十年来的成长之余，我们也不得不去探讨，大众对全辩的重视程度有没有跟着提高？过去，报章给予全辩不小篇幅的报道，赛后针对比赛和辩题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如今，报章上关于全辩的新闻，除了比赛的成绩，就是开幕或闭幕嘉宾的致辞。至于参赛队伍对辩题的分析和立论，往往只是轻描淡写。

是辩论比赛普及化而导致大众对辩论比赛的热情减退了吗？是参赛队伍不能提出启发观众的言论吗？还是辩论员不再展示打动人心的智慧火花？这或许是主办当局、参赛队伍、以及观众和媒体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办当局肯定要致力于赛前的宣传和造势，并且确保比赛得以顺利地举行和圆满地落幕。参赛队伍肯定要在赛前充分地准备以便在赛场上有最优秀的表现。然而，大家似乎忽略了，赛后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辩论员固然可以从备战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然而场上有限的时间往往不足以深入探讨一个课题。若辩论员能在赛后把对某个课题的分析整理成文章，和更广大的群众分享、讨论，展示辩论员的思考水平，这将有助于扫除人们对辩论员“只要三寸之舌不烂就能辩”的负面印象。

同样的，主办当局若能在赛后针对某些课题继续探讨，或把几场精彩的比赛整理、分析并报道，让辩论比赛产生的智慧为社会带来一些影响，则能让全辩超越纯粹是一场赛会的意义。

辩论比赛越发展下来，它所扮演的角色越局限在爱好者的小圈子中。如何让它再像过去那般受到大众的关注，并且为社会带来更直接的意义，是参与其中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全辩11献词

首先恭贺马大华文学会成功举办第11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全辩），同时也要感谢筹委会的努力、各参赛大专的配合，以及马大校方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使这项赛会得以顺利地举行。

今年，全辩步入了第20个年头。这20年来，数以百计的大专生参加了11届的赛会。翻看全辩的档案，不难发觉当年的一些参赛者，如今已成为国内各领域的翘楚。他们或锋芒毕露，或默默耕耘。全辩或许是他们大专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我想它是一串美丽的音符。主办当局不妨让这些前辩手现身说法，来一个“温故知新”。

20年来，大专辩论比赛逐渐走向普及。从过往数年一次的精英式活动，到如今一年数次的大型赛会。辩论比赛的普及，让普罗大众有了更多接触辩论比赛的机会。虽然说辩论比赛带有表演的性质，但我希望辩论比赛普及化的影响，不是停留在它“表演”的层次上，而是突出它的“教育”功能。

本届国会开会期间，电视台会转播半小时的问答环节。前些时候，电视台也直播朝野领袖的辩论。这显示了我们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已开始从单向的灌输走向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互动。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互动中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而作为参与者不得不具备某些基本的能力。辩论比赛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训练这些能力的机会。

若我们是直接参与信息互动过程的一方，辩论比赛可以让我们了解，怎样去分析课题、收集资料、综合观点、提出意见、呈现论点、聆听异议、批判谬误、捍卫立场。若我们是旁观信息互动过程的一方，辩论比赛则可以让我们学会，怎样在繁复的发言中，在漫天飞舞的言论和数据里，抓住重点、认清矛盾、质疑谬论、接纳道理、辨别是非。

在辩论比赛日益普及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避免让辩论比赛沦为纯粹的“娱乐活动”。只有当辩论比赛发挥了它在思想和语言上的“力”与“美”，为社会带来更宽的思考角度、更深的思考内涵及更广的思考空间，那么辩论比赛才有继续办下去的意义。

戴圣诞帽的店小二

圣诞节前，有朋自远方来，带了他们到一家新式咖啡店去用餐。想来是为了应节，咖啡店的侍应生戴上了圣诞帽。一位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加拿大，目前在新加坡实习的朋友，很不以为然地说：“干嘛要戴圣诞帽？既然要怀旧，就应该有所坚持呀！”

带圣诞帽和怀旧的矛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关键不在于圣诞帽。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从概念上而言，它是一种商业包装，从方法来看，它是新瓶装旧酒。可是，稍微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新式咖啡店像茶餐室多于老式咖啡店。

新式咖啡店里除了卖“本地式”冲泡的咖啡和茶、烤面包等，也售卖诸如椰浆饭、咖喱面、鸡丝河粉等本地美食。其实，传统的咖啡店是不卖这些“美食”的，只不过发展的步伐让大城小镇增加了许多需要在外用餐的游子和打工一族，传统咖啡店因而加入了售卖各种食物的摊位，慢慢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茶餐室。

从传统咖啡店到茶餐室再到新式咖啡店，是一种转变再整合的过程。新式咖啡店在传统咖啡店的基础上，把茶餐室的多样食物加了进来，只不过不再由各摊位的小贩负责各种食物。以此来看，新式咖啡店犹如披上传统咖啡店的外衣，集中管理饮食的茶餐室。

然而，怀旧毕竟只是外衣。传统咖啡店，除了提供饮食，更多时候还是一个联谊的场所。三五知己好友，借着喝咖啡之名，或下棋、或畅论大事小事、国事家事。又或者带着儿孙到来，表面上是为了吃吃喝喝，实际上是珍惜疼爱儿孙的机会。传统咖啡店，吃喝是外表，情感是内里，格调是悠闲。新式咖啡店还是如此吗？

新式咖啡店以舒适和卫生的环境，电脑化的管理系统，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然而，与其说它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倒不如说现代化的商业模式看上了“传统”的价值。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严格来说不过是一家餐馆。不过，这家餐馆除了售卖饮食，也贩卖一种怀旧的感觉。这完全是现代营销的方式。

新式咖啡店的顾客未必都有在传统咖啡店享用茶点的经验，但这无阻于他们在新式咖啡店寻找那一份感觉，前提是新式咖啡店能够把古老的经验具体表现出来。遗憾的是，许多新式咖啡店除了以“老招牌”作为号召，以复古作为装潢，却无法让人感受到“老”的坚持和“传统”的情感。

就像我带友人光顾的那家咖啡店，除了装潢有点古色，饮食有点古香，但是咖啡店的历史故事、餐饮的典故等有助于顾客感受并投入传统情怀的资讯却不得而见。此外，咖啡店也没有借助灯光、音乐衬托古旧的气氛。更重要的是，传统咖啡店作为情感联络所的角色已不复见。说是怀旧的咖啡店，却营造不出传统的风情。因此，戴了圣诞帽的“店小二”益发显得咖啡店的新。

打着“旧”的格调，却处处突显“新”的气氛，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旧”的精髓，还是摆脱不了“新”的羁绊？仔细想来，这种“旧”与“新”格格不入的情况，又何止是发生在新式咖啡店而已？

就如许多东方国家要追求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又处处显得放不下“东方价值观”的羁绊。西方民主制度下，个人的自由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放到东方国家里，却处处以社会责任压抑个人自由。西方民主制度下，公开发表意见是再平常不过的行为；来到东方，即使是小心翼翼地发言，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可能发生的后果。

凡此种种，与新式咖啡店的矛盾实在是异曲同工。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2月30日

焦虑与不安

眼看2007年踱着螨跚的脚步渐渐远去，几场规模较大的示威游行却让首都地区蠢动起来。官爷们大声疾呼“示威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却掩饰不了日益浮现的不安气氛。

翻看我国历史，早在独立之前，现今的执政党都曾发动示威游行，或对当时的政府采取对抗性的措施。1946年，巫统发动马来人示威游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成立马来亚联合邦；隔年，马华公会发动全国华人总罢市，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宪制。不论是巫统或马华公会，都把有关的行动，视为它们在建国路途上的贡献。那么，以“不是我们的文化”来批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未免有只许州官放火之嫌。

当然，时代不同了。现今执政的是民选政府，不是殖民政府。殖民政府统治的时代，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有限，传达心声的管道也不多。因此，示威、游行、罢市等行为就成了表明立场、传达意见的方式。

如今，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不但增加了，表达心声的途径也更多了。如此一来，人民理应不必示威游行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什么让人民不顾日晒雨淋，甚至愿意冒着被警方逮捕的危险，走上街头示威呢？

有人指责怀有政治目的的黑手，在幕后发动并操纵示威游行。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一）幕后黑手的目的是什么？（二）为什么这幕后黑手舍弃“正当”的途径，例如议会选举，而取“非法”的途径来达到目的呢？（三）幕后黑手凭什么号召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典型的说法是，幕后黑手自觉大势已去，所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然而，若是大势已去，则幕后黑手理应号召不了那么多人。若能号召这许多人，则大势已去的说法又会动摇。

如果要说响应号召的只是少数，那么官方的应对措施就有些小题大做。一而再、再而三的封路和路检盘查，仿佛在告诉人民有关的事件十分重大。任何人看到警方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肯定会怀疑事件的严重性，进而关注有关的事件。若涉及的的确是成千上万人倒也罢了，否则人们就会怀疑，带来不便的，到底是示威游行的人，还是警方的行动？

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公众的安宁和国家的秩序。吊诡的是，封路和路检盘查不但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同时也制造了疑惑和不安的气氛。它的效果和警方的期望根本就背道而驰。

维持治安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可否认，采取防范措施有利于维持治安。可是，若防范措施不恰当，干扰人民作息的将是那防范措施，不是那可能却未必发生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示威游行，与其一概禁止，警方不如增加监督的人手以维持游行的秩序。既然警方有足够的人力在各处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为何不调动这些人力去维持游行的秩序？除此之外，警方不妨发布有关游行的讯息予民众，例如游行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不想参与游行的民众就可以避免在那时候前往或经过受影响的地区。

示威游行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负责维持治安的警方，千万不要在这之上，增加人们的焦虑与不安。

注：本文被高空投射而下的导弹击中，哪怕已是支离破碎，南洋商报的读者也不得瞻仰其遗容。今“同日”发表于网上，为其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