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思维和方法开始

每当国立大学新生的录取名单公布时，我们就会看见和过往同时期极其相似的新闻报道。先是看到一连串的数据，跟着争议哪个民族哪个方面的数据降低或上升了，接着是质问和辩解，同时还有投诉、哭诉和上诉。经过各方一番熙熙攘攘的处理，结果虽不是皆大欢喜，只不过风波暂时得以平息，然后等待来年重演。

有关当局可能认为，他们已经很努力地想方设法去克服各种问题，却为何总不能达到一个至少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结果。人们质疑固打制，当局就实行绩效制；人们质疑为何优秀生进不了属意的科系，当局就把课外活动加入积分标准来加以解释。通过这种过程，当局试图建立一套可以说明各种情况、面面俱到的制度。可是，当局的各种做法更像是在补篓子多于寻找根本的解决方案。

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问题是，新生的录取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把制度的名堂从固打制转换成绩效制，并没有解答这一问题。顾名思义，绩效制的核心就是绩效。绩效的构成元素又是什么呢？目前高教部采用的绩效指标是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然而，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我们有的是大学预科班、大马高等教育文凭、A水平三种入学考试。

多元的入学考试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通过不同考试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否让人民公平享有？此外，三种考试的评估方式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成绩的评比，是否建立在可靠的方法之上？另一方面，由学校决定的课外活动分数，有没有客观的指南可以依据甚至审核？

假设上述的考量都没有问题了，在这套制度下产生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数据是，某个科系录取了多少学生、通过三种不同考试入学的学生分布如何、入学的最高和最低积分，以及积分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等。

遗憾的是，在绩效制的名义下，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还是停留在固打制时期，各民族所得增减的框框之中。分析各民族学生入学状况的数据，虽有统计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但是既然教育是这一课题的本质，就应该以教育为首要考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绩效制是更好的制度，能带来更好的教育成果，那么就先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落实真正的绩效制，提升教育的素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