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质与量问题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统计，在2000年有25%年龄介于17至23岁的青年接受大专教育，而政府的目标是在2010年时，把有关比率提升至40%。无独有偶，英国工党在今年大选的竞选宣言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即到了2010年时，让50% 18至30岁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

从宏观的大学发展史来看，大学教育在开始的时候，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开始扩张以容纳更多的学生，普罗大众开始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学教育平民化的同时，教育市场的需求同时促使私立大学的设立。当新自由主义提倡的“大市场、小政府”观念兴起，高等教育被视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大学和专科学校（我国所谓的学院）便受促到自由市场上去“开源”，以便获得财务或其他方面的支援。

高等教育普及化已是全球的趋势。以我国为例，独立时全国只有一所校园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此后的约40年内，国立大学只增加至7所。如今，我国已有17所国立的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大学）。再加上私立大学、外国大学分校，还有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的私立学院，无可否认的，我国的高等教育是普及了。

然而，在追求教育机会“量多”的当儿，高等教育还有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挑战，那就是“质精”。现今世界多国都致力于增加更多高等教育的机会，靠量的除了是自己的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少不了把教育当作赚取外汇的途径。能够吸引海外留学生的，除了廉宜的学费和生活费，更重要的是教育品质的保证。此外，卓越的教育品质也是各大学争取有限的市场资源和公共投入的指标。无怪乎近年来各种“大学排行榜”是那么的引人注目，更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议。

衡量高等教育的质与量是否对称的其中一个标准，是投入于培育大专生的平均成本。以东京大学为例，每个大学生平均获得24万令吉的培育成本，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则为11万令吉。以此作为标准，当学生的人数增加，投入于培育学生的经费也应该相应增加，才能确保教育的品质。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负担加重了，而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承担所有的责任，“市场手段”则是大学的因应之道。

除了和工商业界合作、向慈善家寻求支持，大学也向海外学生征收相对高昂的学杂费，或开办如工商管理硕士等收取昂贵学费的课程。这些“市场手段”都有各自的逻辑：和工商业界的合作是知识商品化的关系；慈善家的援助是基于他们对教育的热忱；海外学生使用本国人民纳税建立和资助的大学，理应比本地学生缴交更高的学费；工商管理硕士或类似课程的学生所获得的更多是个人利益，而非创造公共财产（知识），所交的昂贵学费犹如他们的投资。

无论如何，我们不该忘记，接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能放弃它在教育领域的责任。诚如台湾交通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戴晓霞所言：“即使市场机制对大学的影响愈来愈深，却绝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退场。”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 200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