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榜（二）

（乙）目的

为什么要为大学排名？不同的排行榜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群体也会对排行榜有不同的期望。

以美国为例，每一个州都有数所至数十所公立大学，以及许许多多的私立大学。对于学生而言，如何评定这些大学孰优孰劣，的确是困难的任务。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便是为了让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该杂志认为，“学院和大学的生活经历会改变学生以后的人生道路，他们对学院和大学了解得越多，就更能确定自己要选择就读于哪一所学校。” 据说，这份排行榜每年为该杂志社提供了一半的利润来源，每到公布排行榜时，该期杂志就会被抢购一空。

上海交通大学为世界著名大学排名的目的，是为了鉴定“中国的大学和世界级大学的差距，尤其是在学术和研究两个方面。”《泰晤士高教赠刊》则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让各大专院校不仅需要了解它们在各自国内的排名，更要知道它们在国际上的位置。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如今已成为一门拥有庞大经济价值的服务产业。学生变成了顾客，他们要求更多关于服务产品和提供产品的机构的信息。当学生选择的范围从国内扩大至全球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排行榜的评估对象，会从一个国家里的大学扩大至世界各地的名校了。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和学术及管理人员成为彼此激烈竞争的资源。大学素质的高低，是这场竞争里最重要的条件。不过，自夸和吹嘘本身的条件多么优越，是无法让学生和学术及管理人员信服的。于是，由相对中立的机构推出的排行榜就成了大学证明本身素质的指标。除了竞争，排行榜也可以是各大学寻求合作对象的一项参考。

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通过大学排行榜来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以便投入的资金能有最大的收获。英文版的《亚洲周刊》更认为，排行榜是一个尺度，可以用来衡量大学的运作是否妥当，这样才能给学生、家长和提供资金的纳税人一个交待。

在我们热衷于讨论我国的大学排名下降时，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为什么要为大学排名”的问题。其中，教育商品化更是关心教育意义的人士不得不关注的现象。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9日

大学排行榜（一）

英国的《泰晤士高教增刊》在10月28日发表了2005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去年在榜中排行89的马大排名降至169，原本位列111的理大跌出200强榜外。这样的一份排行榜顿时掀起不小的涟漪，大学排行榜成为国内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评论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马大排名下滑、理大跌出榜外的原因，进而延伸到讨论教育政策、学术氛围等方面的课题。多元化的探讨角度原本是好事，不过在众多的议论当中，评论者们似乎对探索大学排行榜本身的意义、问题和争议等着墨不多。笔者在此针对大学排行榜提出几方面的分析和看法。

（甲） 背景

早在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首次为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排名。在那之后，除了1984年，该杂志每年都推出相关的排行榜。英国的《泰晤士报》则从1986年开始，发表《泰晤士报好大学指南》，为全英国的大学来个排先论后。此外，德国的《明镜周刊》、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日本的《钻石周刊》也分别从1989、1991和1993年开始为各自国家内的大学评分并排名。

上述几个大学排行榜的评估对象，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内的大学。第一个跨出国家界限的大学排行榜，由英文版的《亚洲周刊》推出。英文版的《亚洲周刊》从1997年开始，评估亚洲地区的100多所著名大学，根据评分把它们依次列入排行榜中。后来，马大的排名在有关的排行榜中逐年下跌，曾引起类似最近的讨论。同时，在首两届排行榜中独冠群雄的东京大学，和中国大陆的19所高校退出1999年及之后的评选，也曾引起议论。无论如何，随着英文版的《亚洲周刊》于2001年年底停刊之后，“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宣告落幕。

一个排行榜的落幕不意味着课题的结束。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过两年的努力，推出了“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由刘念才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表示，他们为全球的1000多所大学进行了排名，不过最后只公布了首500名的大学。

隔年11月，《泰晤士高教增刊》不让上海交通大学专美，推出了“世界大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和上海交通大学主要以学术因素为评估指标的排行榜所不同的是，除了学术因素，它还包括了诸如同行评价等较多方面的评分标准，也因此更具争议性。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3日

两起辞职事件的启示（二）

（二）麦理之——给纳税人一个交待

大卫•麦理之 (David McLetchie) 是苏格兰保守党的党魁，他于10月31日辞去党魁的职务。

1997年的英国大选，保守党在苏格兰一席未获，不但在欧洲国会没有任何代表，也没有控制任何苏格兰的地方议会。隔年，名不见经传的爱丁堡律师麦理之中选为苏格兰保守党党魁，肩负起振兴保守党在苏格兰势力的艰巨任务。

1999年的首次苏格兰国会选举，采取的是结合单一选区和比率代表两种方式的选举制度。保守党在单一选区的选举中全军覆没，不过通过比率代表制把18名议员送入苏格兰国会。

在那之后，麦理之凭着他的领导魄力和出色的口才，在苏格兰政坛点起不少火花，包括对第二任首席部长亨利•麦勒斯 (Henry McLeish) 的“办公室门”事件穷追猛打。事关麦勒斯在1987至2001年期间，把他的议员办公室出租给其他人，却没有把所获得的租金用来扣除付给议员的办事处租金津贴。麦勒斯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辞职。

麦理之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焦点。从2005年起，在苏格兰的信息自由法令下，牵涉到公众利益的信息都不能以机密之名掩藏起来。于是，国会议员们索取的各项津贴和开销也被公布了。

麦理之从1999年开始，向国会申报了1万1千500英镑的德士车资，为众国会议员之冠。这其中有5000英镑的行程资料不详，以及包括往返于国会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德士车资。

麦理之表示，这件事对保守党深具破坏力，因此他决定辞职。首席部长杰克•麦康奈尔 (Jack McConnell) 表示，麦理之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民选的政治人物在使用纳税人的金钱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

好一句“纳税人的金钱”！在许多人的惯用语里，那是政府的钱、“公家”的钱，而实际上那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实在有必要让民众了解所谓“公家”的钱和他们缴交的税息息相关，哪怕他们缴交的税“微不足道”。

此外，信息自由是遏止贪污滥权的重要条件。我们也看到，在健全的制度下，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人物都受到同等的监督。而一个政治人物，哪怕对自己的政党或国家劳苦功高，一旦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导致政党或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认错、道歉、下台，是少不了的步骤。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16日

两起辞职事件的启示（一）

上个星期，英国政坛发生了两起辞职事件，当中有许多值得让一般民众省思、让从政者警惕的地方。笔者将以两篇文章分别探讨这两起事件。

（一）布伦基特——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公德

大卫•布伦基特 (David Blunkett) 原本是英国的内政大臣，后来被揭穿和一位有夫之妇搞婚外情。更严重的是，一家报章指责他滥用职权，包括以公款给情妇购买火车票和涉嫌优先处理情妇保姆的签证申请。

之后，布伦基特补交了火车票的款项，并且表示有关签证的事项由他办事处的职员负责。该职员向他表示“没有特别关照那签证的申请，只是稍微快了一点”。然而，在内阁同僚、反对党议员以及舆论界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布伦基特还是于去年12月辞职了。他表示在签证事件上自己没有说谎， 但是无法逃脱责任，因此只好辞职。

大约4个月后，他接受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职务，而且还以他三个儿子的名义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两个星期后，他辞卸董事一职，进入新内阁担任就业及退休金大臣。

根据英国的部长行为守则，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或滥用职权，任何大臣和部长如果要在离职后的两年内接受有偿工作，就必须向独立商业任命咨询委员会征求意见。布伦基特强调他所获知的是，征求委员会的意见是自愿性的。可是，《泰晤士报》刊登了委员会主席致给他的一封信，提醒他必须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而那封信是在他接受董事职务的数星期前发出的。

虽然布伦基特表示他的儿子已经答应脱售有关股票，首相布莱尔也表示布伦基特“犯了不足以让他不能胜任的错误”，不过他还是无可避免地辞职了。

布伦基特的两次辞职，关键在于它的公德出了问题。他私德方面的事充其量是人们的话题，但是做为一位大臣，他的公德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必须严正看待的议题。人民委托政治人物管理国家，是基于对政治人物公德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善用职权建设国家。政治人物的公德败坏等于失去了公信力，这时候，除了辞职，他 / 她别无选择。重要的是，辞职应该是承担责任的表现，不是为了逃避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和监督，却是私德凌驾于公德。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9日

自由与尊重

首相署部长拿督麦西慕在下议院委员会阶段总结部门2006年财政预算案时表示，政府已经同意让国际回教大学规定非回教徒女学生必须戴头巾出席毕业典礼。他认为，戴头巾不含有宗教意义，强制女学生穿戴头巾并没有涉及基本人权的侵犯。

这一课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国会以政教分离和教育世俗化为理由，在2004年2月10日通过了一部“头巾法案”。该法令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穿戴回教式头巾或犹太人小帽等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该法令引起激烈的回响，批评者认为它具有歧视性质，侵犯信仰自由。反对的声浪还来自埃及、黎巴嫩和一些波斯湾地区的回教国家。

不论是强制学生穿戴头巾或不可穿戴头巾，都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有关自由和尊重的讨论。艾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所提出的“自由的两个概念”尤其值得我们参考。自由的两个概念指的是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 和消极自由 (negative liberty) 。在柏林看来，对消极自由的确认应该优先于积极自由。

简单来说，积极自由是指人可以根据本身的意志做出决定和选择，它是一种“主动”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是一种“被动”的自由。如果说，积极自由的落实涉及“做什么”的能力和资源，消极自由的实现就有赖于通过约束权力来保障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在消极自由的提倡者看来，人生的目的是多元的，而且这些目的在原则上并不一定是偕合的。以不走极端为前提，消极自由的概念有着珍贵的意义。因为人生的目的既然是多元的，那么人的生活就不可能只限定于一种“必然”的模式。因此，我们不能以主观的“理性”来横加干预他人的自由。

不管是强制他人必须穿什么或不可以穿什么，都是以单方面的价值观来否定他人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是对消极自由的否定，更何况所否定的是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其实，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对消极自由的确认很多时候更是为了保护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也可以说是多数对少数的尊重。

民主的其中一条法则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吗？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只奉行这条法则的前半部，而且还要把后半部也改变成“少数尊重多数”。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