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标准、双重标准、没有标准

2005年9月9日，前首相敦马哈迪在大马人权委员会举办的人权日大会上，发表题为《人权与全球化》的主要演说时，抨击美国和英国在人权课题上持有双重标准。他特别针对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虐待战俘、全球化与殖民主义等议题，指责美英及他们的盟国侵犯人权。在场的英国驻大马最高专员布鲁斯依烈和匈牙利驻大马大使达玛斯多琴，以离席来表达他们对敦马哈迪的批评的不满。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崛起成为一枝独秀的超级强国，对国际事务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外交方面，民主和人权常常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甚至是打压其他国家的议题。敦马哈迪担任首相时，对美国的这种作风经常加以谴责，如今他已不在其位，对美国的批评却依然如故。他的立场之坚定，词锋之锐利，从人权日大会上的演讲，再次得到印证。在他看来，因为“国情不同”，人权的标准应该因“国”而异，就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人权有多重标准”。

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历史因素和文化的差异，而在价值观、思想、行为等方面有所不同。各国也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课题有不同的重视程度。再加上各国当政者有本身的利益考量，便有了各自对民主与人权等课题的不同诠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提出类似“亚洲价值观”的观点，以传统文化和宗教，来抗衡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民主与人权的论述。这种抗衡引发了“人权有没有普世标准”的争论。

那些坚持人权没有普世标准的人，有两个常用的论调：“国情不同”和“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本身对人权持有双重标准”。“国情不同”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因为“国情不同”而导致国与国之间出现差异也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差异是否就因此而可以无限度的大呢？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是否可以因为“国情不同”而践踏人的尊严呢？是否可以因为“国情不同”而任意剥夺人的自由呢？国情可以不同，人的“本质”却是一致的。外在的环境可以对人产生影响，但是任何影响都不应该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

因此，若说美国对人权持有双重标准，则应该抨击这样的双重标准，而不是借机否定人权的普世标准。如果我们允许人人可以根据符合自己利益的标准来界定人权的内涵，那我们终将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是人，却可以因为处在不同的标准下，而遭受不同待遇的不合理现象。除非我们要放弃公平、怜悯、尊重等良好价值，否则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互相指责没有符合人权的标准或持有双重的人权标准。当务之急是进行更多跨文化的对话，少一些自我，多一些聆听与尊重，从而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为人权的普世标准找到共识并且遵守之。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9月28日

认真对待历史，不要模糊了焦点

孩子吵架了，就去向父母告状，父母也不管谁是谁非，就把孩子都处罚了。

即使我们不曾经历类似上述的情况，至少也应该看过。做父母的或许是为了要告诫孩子不要吵架，就“公平”地把孩子都“处罚”了。孩子间的争吵原本就难有大是大非可言，做父母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也无可厚非。然而，若是采用这种思维和态度来面对复杂的社会、国家以至于国际事务，则难免要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试想想，原本应该分辨在某件事上谁是谁非，最后却变成质问为何彼此要互相针对。把理性的分析解读成感性的纠纷，一切针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又怎么不会离讨论的中心越来越远呢？

这种模糊了讨论焦点的结果，可以是来自人们思维上的盲点，也可以是有心人存心的搅和。虽然说谣言止于智者，但一来并非人人皆是智者，二来智者判断是非的准确性有赖于他对相关信息的掌握。当许多信息因各种因素被全部或局部掩藏起来，智者又如何分辨事实与谣言呢？

在争论持续、涉及的各方依旧各持己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有人企图用“公平”的态度说“双方都各有对错”，或是看似“中立”地说“在这件事上没有所谓的对与错”，然后再很“前瞻”地说“不要执著于过去，向前看”。这种观点乍看之下似乎言之成理，殊不知我们当下如何对待过去，会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也就是为何我们不可以对历史轻忽的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一直以来为人们所谴责，尤其是来自二战时受日军涂害的亚洲国家的人民。在谴责日本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人提出“中国（或其他国家）所记载的历史不也是有偏差吗？”提出这样的观点，若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日本，应该认真看待历史的书写，那这样的观点是可取的。

不过，若这样的观点是潜藏着“既然你自己的历史记载有偏差，你凭什么批评他人篡改历史”的含义，甚至是用“既然大家记载的历史都有问题，所以不必计较谁对谁错，关注未来要紧”的思路，模糊了篡改历史这一问题的中心，则这样的思维方式、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得不加以批判。

谴责日本篡改历史的行径，不是因为我们和日本的历史恩怨，因为恩怨虽然不易化解，却始终可以化解。我们反对篡改历史的行径，因为历史是未来的基础，我们必须忠实地记录历史，不能动摇未来的根基，不能扭曲或抹杀未来的记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警惕，一切模糊问题焦点的言行，不管那是有心，还是无意的言行。

谨以此文，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留下雪泥鸿爪，作为思考的纪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9月21日

前门的虎，后门的狼

前首相敦马哈迪在槟城举行的第9届多媒体超级走廊国际顾问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表示我国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走向全球化。他说，在全球化之前，我国有不错的表现，若有得选择，我国宁可抗拒全球化。无论如何，他也强调，为了确保在全球化浪潮里保持竞争力，我国有必要寻求明确的市场定位。

敦马哈迪对全球化的批评从不含糊，不过他以上的发言也说出了一个事实：在全球化面前，不论是自愿或“被逼”，我们都得接受全球化。那么，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和态度去接受全球化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抗拒全球化的方法呢？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如今这般，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地球村的出现。国与国之间的疆界越来越模糊，跨国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交流，俨然构成一幅“天涯若比邻”的画面。然而，由于各国所处在的起点不同，彼此之间又有着纵横交错的利益和矛盾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就很难是平等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的争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而言，全球化犹如一头来到自家门前的猛虎，无法将之拒于门外，引进家门后又怕被猛虎所噬。

当前的情况是，许多国家在接受了全球化之后，无法让大部分人民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更严重的还可能是只让小部分人享受成果，让大部分人承担全球化的代价。若是加上缺乏公正的社会制度来调节，这样的趋势会导致贫富日益悬殊，中下层人民提升生活素质的道路受阻，民众的不满开始累计。当这类问题趋于严重，对现状不满的力量会以不同的形式与全球化对抗，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为其一。

民粹主义原本指相对于精英主义（Elitism）,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政治思想。可是，它如今却常常被用来概括一种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民粹主义对抗全球化的手段包括下列几种：
1．打出维护民众或群体利益的口号，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2．描绘传统的美好，使之与现代的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等对立起来。
3．利用民族情绪凝聚群体，妖魔化外部世界，塑造一种内——外对立的氛围。

全球化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与全球化抗争的力量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过，若是为了抗拒全球化这头前门的虎，而不顾一切地从后门引进民粹主义这头狼，一个危险的结局可能是我们将在这场虎与狼的非理性斗争中，被噬咬得支离破碎。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9月14日

受教育还是拿学位？

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沙菲益沙礼日前宣布，内阁已经同意设立第18所国立大学——登嘉楼大学。他说，成立这所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17至23岁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10年，有40% 17至23岁的国民接受高等教育，并在2020年达到50%的水平。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政党也倡议设立本身的大学，或呼吁政府在某些州属设立大学。

高等教育过去犹如“王谢堂前燕”，如今却已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国民接受高等教育是好事，不过在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儿，其他地区正面临的高等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参考并慎思之。

在美国，由于学费高涨，不少私立大学近年来面对招生不足的问题。这问题有蔓延至公立大学的趋势，导致一些公立大学不得不到外州去招生。在台湾，大学的招生制度以“多元入学”方案取代单一的联考后，某些大学出现了招生不足的现象。当大学学额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填满学额。那些知名的大学尚可以向海外的优秀生招手，其他的若不是减少学额，就是得放低入学的门槛。一旦入学的标准降低了，教学和研究的素质必定会受到影响。

在我国，国立大学于2005年只录取61.6%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因此增建大学或增加大学学额还不至于产生上述供过于求的问题。不过，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素质始终是我们不得不加以关注的。

就高等教育的目的而言，我们必须解答：为什么要增建大学或增加大学的学额？是为了让更多人持有大学学位或文凭吗？那么，让更多人持有大学学位或文凭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吗？那么，目前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失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那需要让学生花上三五年的时间、让政府津贴大量的经费吗？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让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让他们在大学拿一个学位到底有什么区别。笔者尝试用一个类比来说明两者的区别：受教育就像让学生学会在海里“游水”，拿学位就像让他们海边“踩水”。

如果只是为了让学生拿个学位就算完成任务，那么只要把相关领域的知识向学生灌输，让他们能“踩”入这个领域的“水”里就行了。当然，这种“踩水”的能力是不足以让他们走入水深之处的。

如果是为了让学生受教育，就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在人生的海洋里畅游，并且能够面对海上的风浪。因此，所谓的教育，就不只是提供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还应该包括如何待人处事、如何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让学生拥有不断学习的意愿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因为只有数年的大学生活不可能让学生游遍很大范围的海洋，只有让他们拥有游的能力和继续探索的意愿，他们才能游得更远、更起劲。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9月7日

不只是科技的应用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前些时候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00年至2004年，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之中，希望主修电脑科学的，减少了60%。相对于1980年代初的高峰时期，有关数字更减少了70%。

上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报告提出两个原因来解释美国学生对电脑科学失去兴趣的现象。第一是网络泡沫的破灭；第二是电脑行业中日益盛行的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这两个因素导致美国电脑专业在2004年的失业率，高于所有专业的平均失业率；离岸外包更让美国本土的电脑与资讯工艺行业，面临来自海外的强大竞争。该报告所显示的趋势，对美国未来在资讯工艺领域的竞争力，提出了警告。对于我国，它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996年，我国提出多媒体超级走廊的计划，希望装备上资讯工艺这副工具，乘搭正在起飞的网际网络快车，赶上全球趋势，拥抱未来。当初这个计划的确为国民勾画出一幅先进的未来画面。然而，经历了金融风暴、网络泡沫的破灭，步向第十个年头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了呢？

我国在网际网络起飞的时候，把握时机，发展多媒体超级走廊，是具备远见的计划。这计划以打造马来西亚版本的硅谷为目标，可说是雄心勃勃，而政府投入的资金不可谓不大。可是，在落实这计划的过程中，当局过于强调如何运用科技来达至先进社会，却忽略了运用科技建设先进社会的基础，在于教育和科研。

硅谷的发展，始于1891年。那一年，斯坦福大学在帕洛•阿尔托建立起来。往后，教育促进科研，科研带动创业，创业带来资金，资金再投入于教育和科研。可见，硅谷的成功建立在于优质的教育、厚实的科研基础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之上。缺少了这几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硅谷。

硅谷历经100多年始有今日的面貌，凭借着硅谷的成功，美国也奠定了她在资讯工艺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过，现今美国学生对电脑科学缺乏兴趣，却也让学术界和工商界担忧美国在这个领域拥有优势的基础——教育和科研，受到动摇。

由此可见，所谓的科技兴邦，需要的不只是科技的应用，也不只是大量资金的投入。它更需要我们对教育和科研的重视，来达至科技的创新与发展，进而让科技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促进合作的桥梁、面对竞争的工具、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样的角度检视，我们的科技兴邦之路，还很漫长。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