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教育与国家竞争力

巴黎街头的一则广告这么写着：“学中文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法国有约3万人学习中文，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和高等院校约130所，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近150所，学生人数达8000。

英国政府计划在全国200多所中学开设中文班，并且拨款予100多所小学开办中文课程。早在2003年，英国就制定了中文教学大纲，据此编写中文教材《快乐中文》，现为135所中学使用，深获好评。此外，英国政府不但拨款支持大学开展中国研究和建立中国研究资料库，也计划拨款100万英镑以普及公民学习中文。

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市的中小学学区获得国防部70万美元的赞助经费，开办从小学到大学的中文课程。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把中文讲得和母语一样流利，当学生到了大学时，基本上可以用中文为上课的语言。这计划将成为其他中小学和大学开办类似中文课程的模式。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正考虑拨款13亿美元，在公立中小学开办中文和中华文化课程。

从上述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无不希望乘搭中文的列车，赶上中国经济起飞的趋势，从中分一杯羹。这样的心理，推动了目前在全球方兴未艾的学习中文热潮。不管是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为了国家的竞争力着想，学习中文变成了重要的条件。

我国政府在大学开办中国研究所、在国小教导中文，许或是政府也看到了这股不可忽视的大潮。然而，面对着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开展它们的中文课程，若我们也采取相同的方式来赶搭中文列车，试问我们有能力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吗？我们如何确保投入资源后，获得比它们更大的成效呢？我们如何确保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呢？

在这场竞争里，我们必须了解本身的优势并加以充分发挥，才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得到更大的成效。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既有的中文教育体系比起这些发达国家有着更好的基础、更为完善。加上我国华人的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上，有着文化认知上的便利。
因此，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方面，我们在起跑点上已经领先了。若我们认清这是竞争优势，加以发展，我们还愁不能在这场竞争中占优吗？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29日

团结是什么？

巫统野新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赛益在下议院参与辩论元首施政御词时指出，政府一直强调我国多元种族社会要多交融以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却又让各源流学校存在，因此他认为，政府促进国民团结的努力已彻底失败。

国内总有一些人，爱发表“各源流学校不利于全民团结”这样的言论。莫哈末赛益不是第一人，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人。然而，若向这些人追问，各源流学校如何不利于全民团结，恐怕他们也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例如，上述的“各源流学校妨碍多元种族交融”的观点，稍加思考，根本就站不住脚。试问，交融就必须长时间地同处一个屋檐下吗？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因为政策、观念等因素，导致不同种族间存在有形和无形的隔阂，这能带来交融吗？如果交融的方式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要别人迁就自己，却不肯了解甚至排挤他人，这样的交融，能够达到“团结”的目的吗？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早就证明了，这种“同一屋檐下”的“交融”模式，无法达致全民的“团结”。

“各源流学校不利于全民团结”，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还在于说的人没能告诉大家，我国各族人民真的不“团结”吗？所谓的“团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消除了各源流学校就能带来“团结”？“团结”的目的又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我们需要通过国民学校来建立共同的“国民特质”来达致团结，而“国民特质”可以是共同的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持这一观点的人，抱有“国民特质”必须是单一的这种迷思，忽略了我国的建国特点。

我们不能抹杀各民族携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独立而建国这一史实。如此的背景，注定了多元并存是我们的“国民特质”。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变，那只能是由多元并存发展成多元共荣。否则，以单一取代多元，就是对建国共识和“国民特质”的叛离。

如果说共同的学习环境能带来“团结”，那我们实在无法解释古今中外无数的“内战”和各种形式的“阋墙之争”。如果说“团结”的目的是为了独尊一家，这样的“团结”不要也罢。如果因为学习环境的差异就不能“团结”，那我们不但要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更要为世界60多亿人的未来哀悼。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22日

不只是华小的问题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表示关注董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之间的风波，不过教育部不会干预此事，而是由涉及的双方自行解决争议。他还说有关校长贪污的指责是华小、校长和董事会的课题，不要把国小和淡小也牵扯在内。

教育部长或许是认为这是涉及华教的“敏感课题”而出此言，然而作为一位国家级的领袖，他的说话却有待商榷。

首先，不论是华小、国小还是淡小，都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环。目前发生在华小的风波，当然也是国家教育的课题。教育部长管理着国家的教育体系，关注有关的风波本来就是部长的职责所在。除非教育部长以为华小不在他的权限之内，或是教育部对此事全无责任，否则这就不能仅仅是华小、校长和董事会的课题。

其次，由于这宗风波牵涉到指责教育部公务员（校长）贪污，教育部长身为扬言肃贪的政府内阁成员，更应关注此事。若部长十分确定国小和淡小没有贪污之事，那就应该直接否定国小和淡小校长贪污的质疑。若不确定，那就应该调查。武断地说这事件只涉及华小，又如何扫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呢？况且，此事关系到教育部属下的机构，教育部却摆明了置身度外，未免吊诡。

追究这次争端的起点，教育部更不能推诿责任。事关华小食堂的招标和决定权力，教育部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法律交代。即使教育部发出了指示，却又没有保证各地的教育局依令而行。法令不明、政令不行，正是此次风波的导火线。再往深一层追究，教育部即不肯全力资助华小，又不肯给撑起华小另外半边天的董事部明确的定位，早就为华小的风风雨雨埋下了爆发的伏线。

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华小，表面上直接牵涉的是华小的校长、家长、董事，然而它所折射出的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弊端。各方面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只是华小的“内斗”，因为它牵涉的层面即深且广。细细思索，我们将发现，它实际上是国家资源的损耗，除非我们把华小看作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宝贵的资产。

母语教育常常被当作“敏感课题”来处理。然而，只要本着公平和正直这两大原则，怀抱推己及人的心胸，真诚地聆听和包容，我们将醒悟，所谓的“敏感课题”，其实是我们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15日

不只是涨价的问题

汽油、柴油和石油气价格大幅度调高，这消息来得既突然，也不突然。突然是因为从宣布到实施起价，时间极短，涨幅却极大。不突然则是因为，当去年9月政府宣布汽油价格不会在该年内再调整的时候，已经为油价于今年再上涨留下伏笔。

油价上涨的牵涉面极广、影响极深，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立竿见影。处于环环相扣的现代经济社会里，没有人能免于油价上涨的影响。然而，除了关心油价上涨的影响，以及油价何时会再次调整，我们更不能忽略油价上涨背后的原因和潜在危机。其中，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需求是重点所在。

国际原油价格一再攀升，至少在目前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产油国或许可以从原油的销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油价上涨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总会在某个程度上抵消掉实际的利益。因此，我们看到不只是大马，同是产油国的英国，国内的一些能源公司，也一再地调高电力和石油气的价格。其中有所不同的是，英国是由商家根据供需关系以及成本等经济因素来决定调整价格，大马则是因为政府决定减少提供石油津贴，导致油价上涨。

无可避免的一个顾虑就是，若有一天政府完全取消石油津贴，而国际原油价格却继续上涨，那么国内的油价是否会跟着调高？或者政府又得提供津贴来控制油价？

除了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国内各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和依赖，更使每一次的油价上升大力冲击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计。我们的情况是，既缺乏节省能源、有效利用能源的观念，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又裹足不前。错误的应用能源观念，来自于人民对能源危机意识不深，而国家的发展政策也对有效利用能源缺乏长远的规划。

就拿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来说，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中除了交通工具，各种电器赖以操作的电力，大部分也来自燃油。不晓得节约用电，就等于在预先消耗自己的交通工具将来得以使用的燃油，反之亦然。重要的是，燃油不是取之不竭的。

我们可以在每次油价上涨之前，到加油站添满交通工具的油缸来省下一小笔钱，稍作心理上的平衡。然而，只要世界的能源供应和应用模式不变，政府的能源政策依旧，人民对能源的意识如故，我们将在能源危机的深渊里越跌越深。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8日

天桥上掉下的疑惑

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日前披露，内阁已经委任一家德国工程顾问公司，调查并解决第二中环公路甲洞高架天桥的问题。有关的公司承诺在4个半月内完成任务。政府除了缴付4000万令吉予该德国公司，也将支付500万令吉予之前提供咨询服务的另一家英国公司。

甲洞高架天桥自2004年5月被发现梁柱出现裂痕，至今延宕超过21个月。工程部先后委任了4家外国工程顾问公司来调查该问题，维修工程却尚未进行。其中，英国的Halcrow公司建议修补梁柱上的裂痕和进行一些巩固天桥的工程，所需的费用约1800万令吉。德国的Kohler & Seitz公司则认为修补工程应该更全面，以确保天桥的长期结构安全，但是所需的费用高出许多，约4000万令吉。

一直到天桥于今年2月4日第二度关闭时，人们常听闻的是Halcrow的修补和局部巩固方案，而工程部似乎也倾向于这个比较“廉宜”的方案。这间接带给人们的印象是，天桥的问题不算太过严重。现在内阁却决定委任德国的Leonhardt, Andra & Partners公司来进行修补工作，而费用是Kohler & Seitz估计的4000万令吉。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终于决定采用Kohler & Seitz提供的方案？还是由Leonhardt, Andra & Partners重新调查，再提供另一套方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当初决定采用Halcrow的方案，到后来更换方案，间中的理由是什么？内阁决定采用更全面、更昂贵的方案，是顾虑到天桥使用者的安全，还是之前工程部的决定过于乐观呢？如果可以在4个半月内完成维修工程，为何过去21个月以来，维修工程却没有进展？为何主事的工程部会对维修方案拿捏不定？为何最后要劳烦首相要求大马工程师局介入，才能拍板定案？

对于维修工程的拖延，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同情承包商的处境，担心承包商无法负担高昂的维修费用。然而，工程出现问题，承包商有着不可逃避的法律责任，更何况调查已经显示问题出在天桥的设计上？若要对承包商讲人情，那谁来对纳税人的金钱和天桥使用者的安危做交待？

当初错误的决定，导致维修费用由1800万令吉变成4500万令吉。两度关闭耗巨资兴建的天桥，更造成重大的公信力、时间和金钱损失。即使政府基于公众的安全而愿意缴付这笔费用，但是政府也应该追究各造应负起的法律责任，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