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中的讲话与做事

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很多人习惯性地把讲话与做事看作互相对立的两种能力，似乎会做事的就不会讲话，会讲话的就不会做事。

这样的观念看起来很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精神——“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此外，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的评价引申开去，讲话的能力就被贬低了；相对的，做事的能力就被抬高了。

在一个上下阶级分明、主从关系明显的社会，“讲话”的确不是一般人需要具备的能力。上面少数的统治精英讲了话、下达了指示，下面多数的群众就去做事。下面多数的群众有心声要传达，就通过中介的少数精英传达给更上层的精英。

这种生根于王权至上国度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人们来到被殖民的土地上而有所更改。社会上的少数人，依然以特定族群代表的身份，扮演者多数群众与少数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中介角色。

及至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独立了，这种“臣民”的心态也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讲话”的作用，依然停留在由上而下的施加命令，和拦截由下而上的群众心声。不在其位的人在外头嚷嚷，是没有生产性的空谈；只有通过特定的管道，进入那一道只为特定的人而开的门，才是运用智慧的体现，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说穿了，不是讲话没有生产性，而是讲话的权利被垄断了、传话的管道被限制了。因此，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是没有诚意，公开议论国事是无礼。或许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我直接向你讲的话你就不听？为什么非得要由一个信差把门关上来后间接地把我的话传达给你？即使这样，我也不肯定你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在极权的国家，人民没有发言的权利可以理解。在信息管道落后的社会，传话人的中介角色有其作用。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我们难以期盼有生产性的议论。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极权的国家、有发达的信息管道、有理智的国民，为什么我们不让人民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听取群众的心声？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国民能提供建设国家的良好意见？

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发展信息与通讯工艺，希望在信息时代与他人一争长短，但是我们又常常以渲染、煽动、破坏国家形象等指责来批评信息的传播。这种做法好比建了高速大道却只允准在大道上开牛车一样的荒谬。不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发展信息产业的潜能，却花费大笔金钱只为选出几个传话的信差，我们还凭什么大谈“蓝海策略”？

我们说自己重视教育，但是不让国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却显示了我们对教育的成果没有信心。否则，我们为什么总认为人民不能理智地谈论公共课题而要以敏感来划地自牢？事实上，正是因为诸多的限制，才让人民无法通过长期的实践而培养出理智的议事能力。

各种“讲话”的交锋是刺激社会神经，让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讲话”可以是“做事”前的集思广益、“做事”时的方向指引、“做事”后的检讨反思。民主社会中攸关公共利益的事，既不能说了不做，也不能做了才说。说好了才做，做好了也要说，这才是民主社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15日(题目为《讲话与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