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平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几个小学生在玩兵捉贼的游戏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当兵的“好人”是美国人，扮演贼的“坏人”是苏联人。那是冷战的时代，一个美苏二强明争暗斗的时代，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分化时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主宰了很多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小孩的心灵哪懂得世界的复杂，哪晓得展现给他们看的世界，只是布幕上的投影？

布幕以外的真实世界，又是怎样的呢？更进一步地说，真实的世界，到底是在我们前方的布幕之后，还是在我们的身后，抑或是在我们的头上、脚下？我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不只要去探索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也在建设与推动这个世界。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经历的事，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上出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过了当下就是历史。不同的人与事，在特定的时空背景里，谱写历史，建构历史的语境。不同的人、事、物，或分离、或交织、或重叠，呈现出来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面向的。在不同的角度和位置上检视历史，就会是横看成峰侧成岭了。若不变换自身所在的位置，不更换检视的角度，还在检视的时候在面前放上一面滤光镜，得到的会是怎样的历史观点呢？

新闻部长再努丁把抗日纪念碑理解成（马来亚）共产党纪念碑，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观点。这一历史观点陷入了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第二是用二元的思维来评价马共。

对于第一个误区，关键的思考应该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抗日战争。且不管马共是否是二战时期的抗日军主力，也先不说当年抗日军是否是马共的前线代表，或抗日军是否有其他非马共的成员，我们应该问的是：抗日是否是值得立碑纪念的历史事件？除非我们赞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除非我们支持日本当年对我们的殖民统治，除非我们对3年8个月的苦难不存恻隐之心，否则我们找不到不可立碑纪念这段历史的理由。

如果我们是基于马共在抗日军的主要角色而否定立碑纪念抗日的意义，那只不过显示了我们因人废言的价值观。若是抗日要排除了马共才有意义，试问我们的价值选择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难道足以凌驾反战、抗战的意义吗？

至于第二个误区，关键的思考应该在于我们如何看待马共的历史角色。或许在再努丁看来，因为二战后对抗马共的历史事实，所以凡是和马共有关的就要反对到底，包括马共在抗日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充斥着国内政坛，再努丁反对立碑纪念抗日只不过是这种思维的再次体现。

再努丁的逻辑就有如因为拿督翁退出巫统而否定他带领成立巫统的贡献。同理，不论马共在二战后的所作所为如何，它在抗日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马共在二战期间抗日，马共也在二战后采取武装政治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以巫统为主的联盟和后来的国阵，已经在和马共的斗争中获胜。历史已经选择了这场斗争中的胜利者，胜利者也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让失败的一方也在历史中留下一点痕迹又何妨？

历史不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它是九曲十八弯的长河，它是远近高低不同的山岳，它是广袤的沙漠、草原、森林、海洋……唯有宽宏的心胸，才足以容下历史。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24日

在差异中交汇

据报道，中国正进行一项名为“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领导这项研究的吴友富教授表示，由于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认识有偏差，因此在重塑中国的形象品牌时，应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积极元素，重塑出能够真正代表当今中国形象的标志物。

其中，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形象代表性标志的龙，在西方世界却是霸气和攻击性的象征，结果让不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联想。如此的看法引来了这样的猜测——“其他动物将取代龙成为象征中国的图腾”。一直以来，中国人自诩为“龙的传人”，龙将被取代的传言自是吹皱了一大池春水。不过，吴教授否认了这一传言。

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争论，龙和英文的dragon之间如何翻译的问题。龙作为一种象征，在东西方文化里却具有相悖的含义，注定了这是一道难解的题目。所谓象征，是用具体的人、事、物或图形来标示某种意义。象征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充满了历史与文化的积累和想象。脱离一种文化的氛围来解读这种文化里的象征，终归要踏入误读的区域。

从技术性的如何翻译下手，或策略性地塑造新的象征，固然是一种尝试舒缓问题的方式，可是应对文化差异的方式，绝非如撤换损坏的水管那般，只是工具性的问题。龙的形象在西方文化里所产生的联想，不会因为不把龙翻译成dragon而消失。至于为了迁就西方人的文化观点而刻意改变自身的文化，只不过是削足适履。况且世界上的文化是如此的多元，这种为了迁就他人而刻意改变自己的方式，是否实际呢？

无巧不成书，国内之前因为有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挥舞和亲吻短剑而引发的一番争论，也把龙给牵扯了进来。有人辩称，“克利斯”短剑是马来民族的文化象征，不能把挥舞和亲吻短剑的举动看作是暴力的宣扬。就有如龙是华人的文化象征，在其他宗教里却是撒旦的化身。因此，这纯粹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这么说来，不同的文化是否就必然处于一种相对的状况之中？不同的文化是否仅仅能满足于各自表述的状态？或者在接触的过程之中，只能持有一种对象征的诠释？我们能不能让西方人理解，虽然他们想象中的龙是邪恶的，但是东方的龙却可以是祥和的象征？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短剑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象征，只要它不是沉浸在一片暴戾的叫嚣和对血的呼唤之中？

差异的文化频密地交汇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有人因为害怕交汇的结果而囿于自己的天地抱残守缺；有人为了交汇的结果而放弃自我。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但它确确实实地在发生着。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有最好和最多的沟通管道。然而，我们也处于一个最危险的时代，因为那最好和最多的管道不一定散播着最好最正面的思想。

或许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信念：交汇是为了丰富多元，不是消灭多元。以尊重为基础、以沟通为管道、以包容为原则、以诚恳为态度、以倾听为方式、以欣赏为眼光、以接纳为心胸、以恻隐为情怀、以理解为任务、以和谐为目标、以自省为动力、以进步为自豪……

放眼今日的世界，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没做到的也很多很多，可是我们不该做的，却已经太多太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17日

历史的选择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中流砥柱、自由经济的大力提倡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于11月16日逝世。作为一代大师，弗里德曼不但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知识财富，他的主张也深深影响了世界。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新古典派经济学，强调的是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克服失业、通货膨胀、不景气等问题。政府对经济应该采取放任的态度，把干预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和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

传统上，人们认为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主张的政府通过积极干预，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增加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对于带领世界度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居功甚伟。可是，弗里德曼却认为正是政府不必要和不当的干预造成了大萧条。

这两派的学说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经济理论无不建立在一些假说之上，而这些假说能否确立又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所影响。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面对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时，世界各国的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而达致相似的结果。采取同样策略的，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所采取的策略和所达致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为何，更存在着如何诠释和理解的问题。

以大萧条为例，到底其成因是凯恩斯认为的市场出现投机风潮导致需求不足，还是弗里德曼认为的政府错误的管制导致市场的恐慌？再以1997至19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为例，其成因和解决方案也有很大的争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利是弊，至今还有争论。

这又牵涉到了哲学上所谓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有没有哪一套理论或学说是能够完整解释它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而又放诸四海皆准的？有没有哪一套方案是可以解决它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又无往而不利的？若有这样的理论、如此的方案，而人类又已经发现它们、有能力落实它们，那是否意味着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所说的“历史之终结”的实现？

价值观的分歧是社会无可避免的特征，这就注定了社会个体行为的独特性质。个体行为和其综合的效应在具体的社会里及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可以事后解释多于事前预测的。每个人因思想的指导或情绪的影响而选择某种行为，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和行为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历史网络，通往可预测却不能确定的将来。选择站在怎样的位置、选择走向哪里、选择如何走向目的地，在历史的网络里有无数的可能，因为有太多的选择，还有太多的因素影响选择。

有人说弗里德曼的学说创造了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世界的经济繁荣景象，弗里德曼谦称希望自己的学说对那有所贡献。不过，他还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可是这并非动力，像我们这种人能做的就是持续公开这些观念，然后静待这些观念为人接受。” 这和儒家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正是遥相呼应。

是的，一种观念的正确与否，看的不是提倡的力度。历史终会对我们的观念做出交代，给后人应有的启示。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