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September 2007

统一语言团结世界?

《圣经•旧约》里说,人类傲慢地想要建造通天的巴别塔,与上帝相比。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并让他们流散四方,使他们彼此不得沟通。从此,语言的差异变成了上帝惩罚人类的象征。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解答另一些疑问。例如,在人类想要建造巴别塔之前,有没有一种大家共用的语言?若有,人类是否可能寻回这一个“前巴别塔语言”?若无,人类又是否能创造或规范出一套大家共用的语言?

15世纪,马六甲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交汇点时,马来语是各国商贾在当地的共用语。可是,当这些商贾在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等不同地区的时候,他们的共用语也得“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可见,在共用语这一环节上,时、势、地、人等因素,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就如现今英语的强势,就建立在由英国奠基、美国延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之上。

在英国,因为英语的强势,加上教育当局自2004年起,把外语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普通中学教育文凭(GCSE)课程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导致选修外语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在14岁以后,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修读外语。

根据最新公布的GCSE成绩显示,参加法语和德语考试的人数进一步减少。这引来了一些人士的担忧,因为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外语能力不但影响个人的就业机会,还会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除非我们无视於此,依旧沉溺在巴别塔的枷锁之中,对语言的差异抱着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否则我们不得不重视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重要性。

副首相指出,巫统领袖已经接受各族小学生无法在同样语文源流的学校一起学习的现实,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读着这样的声明,有些百感交集。类似的声明不是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耳(眼)中,副首相也不是做出类似的声明第一人。这种“不关闭华淡小”的言论,听来受用,但是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思考。

例如,副首相说巫统领袖接受这一现实是因为那是政府的政策,言下似有几许无可奈何。然而,为何要实施这样的政策,政府又是否清楚地向巫统领袖说明?就如“政府”常要华基政党向华社讲解政府的政策一样。

多年来,政府要员保证不关闭华淡小的言论,并没有消除“各源流小学不利国民团结”的另一种言论。保留各源流小学和国民团结似乎成了不能两全的矛盾。即便是华文招牌、华文华语成为招聘的条件,也经常成为议论的课题。这显示了许多人对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持有一种非理性的心态。

当先进国家为了竞争力的考量,而费尽心思发展外语教育,我们却在已有多语的环境里,无限上纲地自我制造并陷入语言与团结、歧视的泥沼之中。领袖们常呼吁国民要有感恩之心,但是对于上天(历史)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为我们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很早地做了准备,领袖和国民们又是否怀有感恩之心呢?

一种文化是一个世界,一种语文是进入这个世界的一道门,而各种文化构成的世界虽有差异,也不乏交叠之处。掌握更多的语文,让我们更能看见别人的世界,在那不同的世界里,有我们陌生与熟悉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让我们震撼、也可能让我们欣喜。当我们懂得欣赏不同世界的美,那就是团结的转捩点。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9月23日

09 September 2007

偏差的意志力

华小食堂招标的主权在董事会还是教育局的风波再起。一如既往,课题出现之后,发出“招标主权在教育局”指示的教育局没有主动澄清或表态,似乎事不关己。最后当然是华裔副教育部长出面“灭火”,一方面代替教育局承认错误,一方面宣示“招标主权在董事会“。副部长的做法是在安抚人心之余,又顾全了官员的面子。

这种情况在我国不可不谓司空见惯,相关部门的人物对于处理类似事件也不可不谓驾轻就熟。一句“行政偏差”就是事件的总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正是——“制度放两旁,面子摆中间”,一阵喧闹过后,一切就如风过水无痕。

在这个缺乏问责风气的社会里,“行政偏差”是不少人惯用以摆脱责任的借口。然而,这四个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行政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偏差的界定,根据的又是什么?

“行政”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就是各部各局的大大小小官员,“偏差”则是这些官员不按“最高指示”来办事。可是,进一步思考,“最高指示”来自谁呢?“最高指示”之上,有没有明文或不明文的“更高指示”呢?

撇开“更高指示”不谈,再假设发出“最高指示”的是各部门的领导人。若部门的下属没有履行“最高指示”,甚至违反“最高指示”,那么部门领导人真的不需要负起一丁点的责任吗?

下属没有履行指示,或违反指示,可能是指示不明确,也可能是下属不服指示,或有自己的意思。如果是指示不明确,那领导人就要查出是哪一个传递指示的环节出了纰漏,然后加以改善。若是下属不服指示,领导人可以聆听他们的意见。若下属纯粹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领导人则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惩处行动。

总之,领导人不能把自己置于“行政偏差”之外,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行政体系的一环。此外,“行政偏差”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它不应该是它所制造的问题的句点。这两点,恰恰是以“行政偏差”为开脱理由的人,所不能让人信服的原因。

“偏差”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所谓的偏差,会否是某方面一厢情愿的界定呢?在华小食堂招标主权的课题上,董教总和“华社”或许会界定当中出现了偏差,但是教育局的官员或许会认为他们是按章行事,或至少是发出合理的指示。

这种“一个概念,不同理解,各自表述”的现象,在我国也并非少见。一方视为偏差的行为,在另一方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做法,这意味着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分歧。这时候,若行政当局一意孤行,非执行“偏差”而后快,而这样的风气又没有被制止、分歧也没有被化解,则社会的矛盾将会激化。这对国家的发展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更让人忧心又气愤的是,“行政偏差”如今看来已不局限在较低阶的官员。马六甲州政府对猪农的态度,对关闭州内养猪场的“势在必行”,显示了州政府执行“行政偏差”的“意志力”。“偏差”的“意志力”如此强悍,不得不让人怀疑,“偏差”还仅仅是“偏差”吗?而谁又是这当中的“行政”单位呢?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