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August 2007

借古思今——三省吾身

再过几天就是独立日了,虽然人们习惯把8月31日称为国庆日,不过从我国的建国历史来看,把8月31日称为独立日、9月16日称为国庆日,是更正确和妥当的说法。毕竟,国庆日的“国”指的应该是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而非独立于1957年8月31日的马来亚。

当然,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欢庆独立日也好,喜迎国庆日也罢,热热闹闹之余,静下来思考这节庆的意义,可以说是另类的庆祝方式。

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本是句关于个人修养的名言,但是放诸于国家的角度,未尝不能为我们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首先,“为人谋而不忠乎?”本是说替他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每个人尽心尽力地办事,不正是国家进步的动力吗?若把国家看作一个系统,每个人、每个机构就是这个系统的部件。当每个部件都正常并且符合规格地运作,这个系统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将大大地降低。

然而,“为人谋而不忠”的事例,却往往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显现出来。如今的许多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责任感却越来越低。一般的平民百姓犯错,官方马上祭出法律的大旗来惩罚。然而,一旦出了状况,典型的官方回应就是——没有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大家都错所以大家都没错。总之,重要的是,不管谁错,都没有人需要为错误承担责任。不论是公共工程的纰漏还是天灾人祸带来的损失,莫不如此。这样的环境之下,根本难以培养“为人谋而忠”的态度。50周年庆典的缤纷,掩盖不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暗淡。

再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短短八个字的问句,却是我们的暮鼓晨钟。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国民团结,少了“信”这个基础,即使再给我们50年、100年,也依然是一个呼吁而已。当年的独立,有人强调是各民族齐心协力向殖民宗主争取的结果。如此说来,各民族应该是共同奋斗的朋友了。然而,有人反复提醒独立是以特权交换公民权的一项契约。把争取独立的奋斗看成是一项交易,既否定了大家是朋友的关系,也少了显示信任的诚意。

时至今日,国民发言的立足点,还是脱离不了各自的族群。贫富的分界线不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而是血统的差异;经济的发展不以国家的竞争力为着眼点而是民族利益的捍卫与掠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育人而是突显自身文化的尊大。此外,把“国庆日”定在8月31日而不是9月16日,也让在44年前的9月16日加入这个国家的东马两州,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不论是民族还是地域,我们都没有努力地建立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础。

最后,“传不习乎?”,问的是我们是否努力复习老师传授的知识。在这个年代,“习”除了要“学而时习之”的温习,更要“学如逆水行舟”的终身学习。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否努力成为学习型国家?

学习型国家的要素在于对人力资本的重视,而人力资本则体现于智力、体质、知识技能和道德。省思一下,我们对于国民智力的提升、体质的锻炼、知识技能的更新、道德的培养,是否远不如我们对于权力与金钱的分配呢?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30-)认为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却跳过了如何通过人力资本创造财富这一环,大谈如何分配财富。我们的思维和视野越收越窄,路当然也跟着越走越窄。

人生难有两个50年,国家却不能满足于一个50年(或44年)。只有时时反省,我们的国家才能继续走向下一个、两个、三个……50年(或44年)。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8月26日

12 August 2007

新闻越多越好?

极权社会里 ,有所谓的官方喉舌媒体,传达统一的官方观点,指点新闻报道的方向。在官方喉舌媒体的笼罩下,其他媒体只能随它的指挥棒起舞,做有限的报道;或在它认可和默许的范围内,尽情挥洒无关大局的课题。

在如此的前提下,媒体的数目除了点缀,已没有太大的作用——两家媒体和二十家媒体,所提供给读者的选择,是量多于质方面的差异。然而,抱持着“报纸越厚越好”这种认知的读者,会简单地以新闻数量的多寡来评定媒体的优劣。

走出极权社会,媒体的生态或有不同。然而,不少身在民主社会却对极权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念兹在兹的政治人物,会想方设法重构极权社会的模式。在类似极权社会的逻辑运作下,许多的现象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上演。

可是,单单把矛头指向权力当局或和权力当局接近的势力,而忘了媒体和读者应该负起和可以负起的责任,不过是只看见钱币的其中一面。其实,因为权力的约束而觉得难施所长的媒体,不一定要以发挥无聊来应对权力的约束。若媒体认为因为权力的约束而不可能扮演第四权的角色,至少还可以服膺新闻行业的一些基本操守吧?

上周在回国的飞机上看到到睽违已久的本国中文报章,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可是,一份报章阅读下来,却不油然升起一股失落感。上述的思考,正是在当时有感而发。

一宗奸杀案,除了封面,还在内页以三版来追踪报道。报道的方式是“图文并茂”,报道的内容简直到了巨细糜遗的地步。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扮演起警方侦查案件的角色起来了?每一天,国内发生的大大小小案件不在少数,这宗奸杀案和其他的案件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的报道方式,对读者以至于整个国家社会,有何裨益?

媒体人常会担心深入的报道会妨碍正在审讯中的案件,为何面对尚未进入审讯阶段的案件,这些担心就不见了呢?媒体的报道,难道不会妨碍警方的侦查吗?非得要如此大篇幅的报道方式,不足以警惕读者吗?我一直在想,这样的报道方式,到底是为了什么?

早在信息时代的初期,就有人担忧人们不胜大量信息的负荷,被淹没在信息的宝藏和垃圾之中。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媒体本来可以为读者淬取信息宝藏、淘汰信息垃圾。遗憾的是,媒体反而成了信息垃圾的制造者。

我可以理解媒体人诉说在高空走钢索的困境,但是媒体的表现却显示出许多无关高空走钢索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奸杀案,更早前的母亲涉及杀害亲生女儿的案件,也让媒体以连载小说的形式来处理。

用煽情、娱乐化的方式来处理新闻,似乎成了媒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和对手竞争的方式。媒体似乎害怕在可以发挥的有限新闻事件中,给对手比了下去,因此极尽挖掘和煽动的能事。结果是——赢了对手、输了自己、败坏了读者和社会。

为何媒体对社会新闻如蚁附膻,对影响大众的新闻缺乏探讨的意愿,或能力?国会里许许多多将要制定和修订的法案,对公众的影响是什么?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本来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法律意识,可是国会报道的重点却是国会内的“花边新闻”。国内外许许多多的讲座、研讨会,媒体对内容的报道本来有助于提升读者对相关课题的“知识”,可是报道的重点却多是开幕的政治人物所发表的“意见”。

若媒体一味慨叹空间有限,却不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无限,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即使报纸再厚、新闻再多,也不过是资源的浪费。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