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和不只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啰！”我们的身旁不乏以这一句话来回应各种现象的人。官员违规建豪宅，钱从哪里来？如何惩处？不了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啰！”部门耗费巨款“欢送”即将退休的主管，调查结果（如有）怎样？不了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啰！”启用不久的堂皇大厦，因水管爆裂而瞬间瘫痪。谁该负责？调查尚未完成，后果却已可见——“就是这样的啰！”

“就是这样的啰！”到底是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宿命心态（美其名为随遇而安），还是社会习惯的沉淀（习以为常的冷漠）？不论何者是答案，或两者皆是答案，抑或两者皆非答案，“就是这样的啰！”隐含了“我又能做什么？”的无奈。然而，分析这两个句子，是感叹句在前，问句在后，还是问句先于感叹句，又有可大可小的差别。

问句先行，感叹句跟进，那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无奈。反之，那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下的探索。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前者是维护私利的最佳状况，后者是对自身私利的潜在威胁。如何建构前者的状况，再把后者导向前者，是一门不小的政治学问。

要建构前者，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人民以为（最好是深信），他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大道收费要涨，要么是使用者自己直接付费，要么是官家帮你把上缴的税交给大道公司。说是官家赔偿大道公司，所不同者实则是人民直接或间接承担过路费而已。示威也好，要求公开合约也罢，若非大道公司点头，或官家慷人民之慨，否则一切“势在必行”。

否定了“我又能做什么？”，让一部分人相信了“就是这样的啰！”，还得对一些比较冥顽的分子采取第二个任务。既然这些人认为可以“做些什么”，就让他们相信“只有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所以，小至沟渠阻塞、街灯不亮、道路不平，大至学额不足、信仰冲突、分配不公，都得由我包办，才有望解决问题。

这种让你以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策略，可以叫“矮化”，也可以叫“边缘化”。即使把你收编进来，相对于强势的中心，个人的无能为力不过是“边缘化”的再次印证。集中力量的呼吁，在无能为力的事实衬托下，益发显得苍白。

习惯于“就是这样”的危险之处，还在于没人可以确保一切“就只是这样”。“就是这样”在习惯和时间的培养下，往往会长成“不只是这样”。就拿贿赂来说，有人认为行贿是获得便利的捷径，尤其是面对庞大臃肿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可是，行贿的人常忽视的危机却是，贿赂会使臃肿的国家机器更难推动。

如果说贿赂是糖果，索贿者是蚂蚁，掏出糖果的行贿者，能否阻挡其他闻到糖果味道的蚂蚁，也来分一杯羹？要用多少的糖果，才能满足无尽蚂蚁的胃口？况且，一旦养出了蚂蚁的胃口，谁还能保证蚂蚁不会主动附上身来索取糖果？

可以“就是这样”的冷漠，因为“就是这样”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可是，接受“就是这样”的同时，也是传达可能可以接受“不只是这样”的讯息。既得利益者就是这样地利用“就是这样”来消磨外在的抵抗，就是这样地利用“不只是这样”来扩大他们的地盘。历史的吊诡却是，最后破坏这个结构的，不只是外来的力量，更来自结构自身的反噬。

对抗“就是这样”的药方，在于赋权（empowerment）的概念，既让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社会学上的、政治学上的、经济学上的，还是心灵层次上的赋权，其要义是让个人拥有能力和机会，把消极的“就是这样”，转化为积极的“不能只是这样”，然后落实成“更好的那样”。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4月22日 (题目为《不能只是这样！》)

怕什么？

大约40年前，互联网的技术刚刚萌芽，还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机密研究计划。开始时，它称为前沿研究项目署网络（ARPANET），用户仅限于国防部和数所大学。到了1983年，属于国防的网络分离了出来。这不只意味着 “机密”的封条解除了，也象征着现代意义的“互联网”即将诞生，而且它很快会开启那一扇改变世界的大门。

从学术机构开始，互联网逐渐向其他领域蔓延。这个原本只是“小圈子”里的高技术玩意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已经完全向公众开放。万维网和网页浏览器的出现，更使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内容以几何级增长。

如今，互联网的功用可说是无远弗届。政治、教育、贸易、运输、旅游、金融、宣传、行销、零售、医疗、娱乐、游戏、媒体、研究、管理、通讯、文化、宗教、出版、工程、科技……说没有互联网不能介入的领域也不为过。更准确地说，互联网不只是在既有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它还不断地改变既有的作业方式，同时也不断地创造新的领域。当下火红的部落格就是一例。

部落格是属于Web 2.0（第二代万维网）的一环。Web 2.0不是一项技术的标准，它所代表的是，在各种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开发网络的功能，并且发掘新的可能。Web 2.0的特性包括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和充分参与、以网络为平台整合分散的内容和各种轻量级的服务与功能、资讯为核心。

互联网开放予公众不到20年，却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一日千里，已让许多人应接不暇。即使不去直接面对科技，也避不开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变革之中，传统的观念不断被冲击、一贯的作风一再被挑战，该怎么应对呢？

或许是社会变革的速度太快了，快得让许多人无从应对。于是，有人期望借助权力，对互联网施加管制，特别是针对网上不利于己或自己不喜欢的信息。管制互联网，行吗？让我们把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名句稍加修改——“你可以一时管制整个互联网，也可以永远管制某部分的互联网，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管制整个互联网。”不过，句子里的两个逗号被问号取代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所能够思考的，就剩下管制的定义了。

管制不了怎么办？那就抹黑吧——“部落客都是骗子！”“ 互联网不受管制，所以网上的言论不可信！”“网上发言的人，都是‘打了逃’的匿名者！”类似的说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互联网的害怕：因无知、误解、愤恨或猜忌而产生的怕。然而，我们应该害怕吗？我们可以害怕吗？

国家的政策早在10多年前已经向互联网张开双手，到了今天却还有许多政策的主事者不敢拥抱互联网，那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互联网上无可否认存在危机，但是若不能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与趋势中正视它所带来的契机，我们还要用多少个10年才能弥补过去10年中所流失的机会？

我们发展信息与通讯技术，只看到技术而不见信息与通讯。信息在于自由开放，通讯在于平等互动，是属于社会层面的内涵。Web 2.0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互联网从强调技术性转向注重社会性的体现。网络与社会从两个不同空间的世界渐渐结合成一个世界，网络即生活的生态逐渐成型。我们越是抗拒这股潮流，越是会被潮流吞没。

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好地认识这股潮流呗！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看清波澜的变化和去向，好让我们能够借着潮流的动力，驾驭扁舟，往目的地而去。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4月8日 (题目为《怕网络？》)

胜利的背后和之后

自1970年带回男女单打和男双3枚羽球金牌，等待了36年，古健杰与陈文宏终于结束了我国在亚运的羽球金牌荒。自1982年拉昔夫与再兰尼带回金牌，等待了25年，古健杰与陈文宏终于结束了我国在全英赛的男双金牌荒。这是何其相似的两个句子。

类似的句型，还可以用在以下两个例子：
• 自1966年陈奕芳带回金牌，等待了37年，哈菲兹终于结束了我国在全英赛的男单金牌荒。
• 自1967年夺下汤姆斯杯，等待了25年，我国终于能够把汤杯留在国内两年。

当国人尚沉浸在古健杰与陈文宏接二连三的胜利之中，写这样的开场白，好比往欢腾的人群里泼冷水，是那么的破坏气氛。当达官贵人都一股脑地献上祝贺、沾一分光的时候，写这样的开场白，好比那个提醒主人家曲突徙薪以防火患的客人（见《汉书•霍光传》），是那么的不识趣。

对于古与陈的胜利，我的喜悦与兴奋，就如哈菲兹在2003年获胜时那般，也不下于15年前见证汤杯队夺标时的心情。然而，正因为情境的相似让过去仿佛历历在目，诚惶诚恐的感受就在喜悦与兴奋的缝隙间油然而生。

当年重夺汤杯后，国内掀起一股羽球热潮。可是，随着往后几年汤杯赛的不如意，这股热潮不只后劲不继，也没有转化成有效的培训系统。至于哈菲兹的胜利，化成一波“造神运动”后，留下的只有苍白。

我们对胜利的喜悦，实际上包含了久旱逢甘露的无奈，和等待英雄出现的盼望。对于看热闹的外行人，这样的心态也就罢了。不过，若各层各级的舵手和推手，也抱着等待英雄出现，然后给一些奖励，沾几分光的心态，则大有问题。

普罗大众可以因为几个“英雄”的胜利，激发一时的兴趣而去打球。可是，负责推动羽球运动发展的人士，若只是凭着几场胜利的声势，喊出一些动人的口号、提出一些动人的计划，却没有持之以恒地从基础落实计划的意愿，那么继古与陈之后，我们是否又要等上个25年？

看看一边厢吉打州政府表示考虑奖励为国争光的吉打子民陈文宏，另一边厢陈父表示感谢刘建忠教练免费指导孩子和雪兰莪羽总对孩子的栽培，我不免心有戚戚焉。若非教练肯免费指导，若非陈家甘愿承受经济负担把孩子送到雪州去，我们的全英赛男双金牌还要等几年？若陈家以为打球没出路，只有在考试中多拿几个A才实际，那么陈文宏的名字多数不会和其他全A生同时出现在媒体上，而且比全A生更风光。

这些胜利背后的反思，带出了怎样的讯息？国内各州的发展不平衡？培训运动员的系统不完善？功利思想下尚见的人间温情？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教育的失衡？反思的目的，主要还在于规划往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古与陈的成就，有一个民间与政府共同发掘并栽培人才的特点。两人都是由身边的亲友发掘、启蒙、栽培，然后输送到国家主导的培训系统里继续成长。这种民间与国家的关系是可取的，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的资源投入不足，民间的活力更多是自力更生的成果。

“让人民参与，让民间活起来”正是我们的发展思维中所欠缺的元素。要做到“让民间活起来”，政府不只是要投入，更要知道如何有效地带动民间善用投入的资源来得到最大的收获。

试想想，若政府愿意把用来在伦敦建体育中心的数以千万或亿计的资金（抱歉，领袖们数番发言，提供的数据却不一而足），投入到国内去让更多的刘教练栽培更多的陈文宏，或古叔叔栽培更多的古健杰，我们的2012奥运金牌梦还是有望实现的。

对了，提到伦敦的体育中心，有人说它可以让我国的选手适应英国的天气。不过，古健杰与陈文宏是在仿似炎夏的武吉加里尔受训，在春寒料峭的英国和瑞士夺冠，而2012奥运会是在夏天举行。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3月25日

从巨型城市到城市群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拿督斯里阿兹米卡立透露，卫星测量大马的地面温度显示，布城是全国温度最高的地方。其原因是布城种植的多是供美化用途的小灌木和棕榈树，而非可以遮荫的树木。对此，他表示已经吩咐布城当局种植更多的大树来让舒缓问题。

虽然全球暖化是时下的热门课题，阿兹米卡立的这番说话会引来多大的关注却是不甚乐观。更重要的是，他所透露的现象，能否成为国人，尤其是带领国家发展方向的当权者的暮鼓晨钟？

布城的发展计划，由12年前开始。这个以少数人的意志刻意规划出来的城市，一如国内许多的宏图大计，宣布时都有些石破天惊的效果。凭着宏大愿景的描绘，它们给国人憧憬，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至于计划实行下来后，能否把国人这些良好的感觉，化为实际的效益，那是另当别论。

布城的整个发展计划尚未完成，若在此时就要对它的成败盖棺定论似乎太早。然而从乙亥年到丁亥年这么转了一圈，检视12年下来的得失成败未尝不是一件该行之事。何况值此依斯干达发展区起步之际，布城的发展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布城的发展计划，这城市有四成的面积是“天然”的。加上公园、湖泊、湿地，这应该是一个树木蓊郁、凉风习习、绿意盎然、湖水泛蓝、现代化得来又不失自然景观的城市才对吧？这样的城市，怎会成为全国最热的地方？为何一个宣称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而建设起来的城市，却“只栽种供美化用途的小灌木和棕榈树”？若我们不善忘，还可以问一问：那在布城不远处，耗资3340万令吉发展起来的巴耶英达湿地公园，两年前因管理不当而关闭，如今又怎样了？

当年的主事者提出布城的发展计划时，号称要建立一个集中的行政中心。集中的目的是为了便利人民到不同的部门处理事务、是为了便利管理与协调。今天，各个行政部门陆续搬到布城。它们的地理距离或许是拉近了，但是人民因此而更便利了吗？

各部门处理事务的效率提高了吗？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得更好了吗？看看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要么依然故我，要么变本加厉，当年的那些理由，如今看来十之八九都不是充分的理由。仔细想想，我们是否朝着落实当年定下的愿景前进？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到底为自己定下怎样的愿景？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重蹈覆辙。

比较两个计划，当年布城打着巨型城市（megacity）的旗号，如今依斯干达发展区使用的却是城市群（conurbation）的概念。所谓城市群，指的是同一地域内，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若干城市和市镇。随着发展，这些原本分离的城镇逐渐连接起来。城镇之间大多隔有绿带，但是相互间交通便利。

单从用词来看，政府的确跟上了城市发展概念的时代步伐。现下的关键是，规划者和执行者是否掌握了实际的概念，并且能够致力落实相关的概念？城市群的区域内除了要有至少一个的核心城市，还应该有数个不同类型的城市，通过运输和信息网络彼此紧密联系，有效地整合自然、社会与经济资源。

从这样的立足点延伸，城市群内的各个城镇、各个领域，都应该是既充满活力、独立又互动的。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核心，而是多元联系和互动下产生的一体化效应。这与巨型城市那种从核心向外辐射的论述是不同的。

依斯干达发展区的大蓝图以适合居住（livability）和可持续（sustainability）作为主要的纲领，强调经济成长、环境素质、社会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样的纲领能否落实出有活力的城市群，和多元又紧密互动的居民呢？12年后的己亥年，上述环境部长的发言，会否应用在她身上呢？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