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言社

禁

2010-01-24T23:55:00.002+08:00

禁止这禁止那，禁得不亦乐乎。可是，“禁”所衍生出来的意义和问题，你想过吗？

如果禁止“异教徒”称呼他们的 “神”为“真主”，因为“真主”是你专属的“神”，那是否间接承认“真主”之外，至少在“异教徒”的信仰世界里，另外有“神”？实际的情况是，大家所信仰的是同一个“神”，只不过对“神”的认知有些差别，硬要禁止他人使用“真主”来称呼“神”，是否说“真主”和“上帝”是不同的“神”？那么，“神”的唯一性在那里？

如果你相信“神”是唯一的，那么你更不应该用“名字”来区分这唯一的神。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使者，如果你那么在意“神”的名字，那么请问，耶稣降临之时，“神”叫什么名字？（请记得，那是在你的信仰出现之前，也是在你的信仰用“真主” 来称呼“神”之前。）如果是“真主”派来耶稣，而除你之外没人可以称呼“真主”，那么“异教徒”要相信耶稣是谁派来的使者？

只有承认“神”可以有多过一个名字，才能解决这问题。今天，你可以争辩的，是谁对“神”的认知更“正确”（虽然我不认为有争辩的必要），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名字”来区分“你的神”和“我的神”，那是对你本身信仰的一种违背。

如果你要禁止“异教徒”称呼“真主”，因为“真主”是你专属的“神”，那么请想一想，你要怎么唱国歌的第12和20个字？那是“神”的另一个名称，而根据你的禁令所衍生的意义，另一个名字就是另一个“神”。更直接地说，那名称指的不是你所信仰的“神”，你应该称呼“祂”吗？除了国歌，很多州歌的歌词里，都有 “真主”的存在，那么“异教徒”应不应该唱这些州歌呢？

其实，这课题只是一份天主教周刊能否继续使用那特定的“称呼”，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却被大而化之成所有“异教徒”想要使用那“称呼”，接着就绘声绘影成“异教徒”企图向回教徒宣教或迷惑回教徒的阴谋论。结果，我们的社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撕裂了。

难道双峰塔就是我们的巴别塔？

《来时路、往前途》——为全辩11纪念特刊而写

2008-08-17T14:39:00.001+08:00

二十年是一个人从婴儿变成儿童，然后经过少年阶段到成为青年的时间。二十年对于全国大专辩论会（全辩）又意味着什么呢？

1988年的第一届赛会，八支参赛队伍来自西马的七所大专学府；如今2008年的第十一届赛会，参赛的队伍不但增加至二十支，来自东马的大专学府也已是第二次参与其盛。二十年，全辩更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的赛事。

除了扩大规模，全辩也在2003年的第九届赛会上推出新赛制。新赛制意味着全辩的求新求变。因为意识到旧的不足，所以要求新；因为意识到旧的一套已遇到瓶颈，所以要求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全辩要延续就必须要推陈出新。二十年，见证了全辩在革新中的发展。

1995年的第五届赛会，全辩首次走出马大校园，在新山、关丹和槟城举行了三场初赛。2003年开始，全辩更把辩论比赛带到购物商场。此外，从电台到电视台转播的赛事，以及如今国内蓬勃发展的辩论赛会，我们不难发觉辩论比赛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活动。二十年，全辩让辩论比赛普及化。

欣喜于全辩二十年来的成长之余，我们也不得不去探讨，大众对全辩的重视程度有没有跟着提高？过去，报章给予全辩不小篇幅的报道，赛后针对比赛和辩题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如今，报章上关于全辩的新闻，除了比赛的成绩，就是开幕或闭幕嘉宾的致辞。至于参赛队伍对辩题的分析和立论，往往只是轻描淡写。

是辩论比赛普及化而导致大众对辩论比赛的热情减退了吗？是参赛队伍不能提出启发观众的言论吗？还是辩论员不再展示打动人心的智慧火花？这或许是主办当局、参赛队伍、以及观众和媒体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办当局肯定要致力于赛前的宣传和造势，并且确保比赛得以顺利地举行和圆满地落幕。参赛队伍肯定要在赛前充分地准备以便在赛场上有最优秀的表现。然而，大家似乎忽略了，赛后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辩论员固然可以从备战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然而场上有限的时间往往不足以深入探讨一个课题。若辩论员能在赛后把对某个课题的分析整理成文章，和更广大的群众分享、讨论，展示辩论员的思考水平，这将有助于扫除人们对辩论员“只要三寸之舌不烂就能辩”的负面印象。

同样的，主办当局若能在赛后针对某些课题继续探讨，或把几场精彩的比赛整理、分析并报道，让辩论比赛产生的智慧为社会带来一些影响，则能让全辩超越纯粹是一场赛会的意义。

辩论比赛越发展下来，它所扮演的角色越局限在爱好者的小圈子中。如何让它再像过去那般受到大众的关注，并且为社会带来更直接的意义，是参与其中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全辩11献词

2008-08-17T14:35:00.000+08:00

首先恭贺马大华文学会成功举办第11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全辩），同时也要感谢筹委会的努力、各参赛大专的配合，以及马大校方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使这项赛会得以顺利地举行。

今年，全辩步入了第20个年头。这20年来，数以百计的大专生参加了11届的赛会。翻看全辩的档案，不难发觉当年的一些参赛者，如今已成为国内各领域的翘楚。他们或锋芒毕露，或默默耕耘。全辩或许是他们大专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我想它是一串美丽的音符。主办当局不妨让这些前辩手现身说法，来一个“温故知新”。

20年来，大专辩论比赛逐渐走向普及。从过往数年一次的精英式活动，到如今一年数次的大型赛会。辩论比赛的普及，让普罗大众有了更多接触辩论比赛的机会。虽然说辩论比赛带有表演的性质，但我希望辩论比赛普及化的影响，不是停留在它“表演”的层次上，而是突出它的“教育”功能。

本届国会开会期间，电视台会转播半小时的问答环节。前些时候，电视台也直播朝野领袖的辩论。这显示了我们社会的信息传播模式，已开始从单向的灌输走向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互动。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互动中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而作为参与者不得不具备某些基本的能力。辩论比赛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训练这些能力的机会。

若我们是直接参与信息互动过程的一方，辩论比赛可以让我们了解，怎样去分析课题、收集资料、综合观点、提出意见、呈现论点、聆听异议、批判谬误、捍卫立场。若我们是旁观信息互动过程的一方，辩论比赛则可以让我们学会，怎样在繁复的发言中，在漫天飞舞的言论和数据里，抓住重点、认清矛盾、质疑谬论、接纳道理、辨别是非。

在辩论比赛日益普及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避免让辩论比赛沦为纯粹的“娱乐活动”。只有当辩论比赛发挥了它在思想和语言上的“力”与“美”，为社会带来更宽的思考角度、更深的思考内涵及更广的思考空间，那么辩论比赛才有继续办下去的意义。

戴圣诞帽的店小二

2007-12-30T16:59:00.000+08:00

圣诞节前，有朋自远方来，带了他们到一家新式咖啡店去用餐。想来是为了应节，咖啡店的侍应生戴上了圣诞帽。一位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加拿大，目前在新加坡实习的朋友，很不以为然地说：“干嘛要戴圣诞帽？既然要怀旧，就应该有所坚持呀！”

带圣诞帽和怀旧的矛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关键不在于圣诞帽。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从概念上而言，它是一种商业包装，从方法来看，它是新瓶装旧酒。可是，稍微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新式咖啡店像茶餐室多于老式咖啡店。

新式咖啡店里除了卖“本地式”冲泡的咖啡和茶、烤面包等，也售卖诸如椰浆饭、咖喱面、鸡丝河粉等本地美食。其实，传统的咖啡店是不卖这些“美食”的，只不过发展的步伐让大城小镇增加了许多需要在外用餐的游子和打工一族，传统咖啡店因而加入了售卖各种食物的摊位，慢慢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茶餐室。

从传统咖啡店到茶餐室再到新式咖啡店，是一种转变再整合的过程。新式咖啡店在传统咖啡店的基础上，把茶餐室的多样食物加了进来，只不过不再由各摊位的小贩负责各种食物。以此来看，新式咖啡店犹如披上传统咖啡店的外衣，集中管理饮食的茶餐室。

然而，怀旧毕竟只是外衣。传统咖啡店，除了提供饮食，更多时候还是一个联谊的场所。三五知己好友，借着喝咖啡之名，或下棋、或畅论大事小事、国事家事。又或者带着儿孙到来，表面上是为了吃吃喝喝，实际上是珍惜疼爱儿孙的机会。传统咖啡店，吃喝是外表，情感是内里，格调是悠闲。新式咖啡店还是如此吗？

新式咖啡店以舒适和卫生的环境，电脑化的管理系统，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然而，与其说它改变了咖啡店的形象，倒不如说现代化的商业模式看上了“传统”的价值。所谓的新式咖啡店，严格来说不过是一家餐馆。不过，这家餐馆除了售卖饮食，也贩卖一种怀旧的感觉。这完全是现代营销的方式。

新式咖啡店的顾客未必都有在传统咖啡店享用茶点的经验，但这无阻于他们在新式咖啡店寻找那一份感觉，前提是新式咖啡店能够把古老的经验具体表现出来。遗憾的是，许多新式咖啡店除了以“老招牌”作为号召，以复古作为装潢，却无法让人感受到“老”的坚持和“传统”的情感。

就像我带友人光顾的那家咖啡店，除了装潢有点古色，饮食有点古香，但是咖啡店的历史故事、餐饮的典故等有助于顾客感受并投入传统情怀的资讯却不得而见。此外，咖啡店也没有借助灯光、音乐衬托古旧的气氛。更重要的是，传统咖啡店作为情感联络所的角色已不复见。说是怀旧的咖啡店，却营造不出传统的风情。因此，戴了圣诞帽的“店小二”益发显得咖啡店的新。

打着“旧”的格调，却处处突显“新”的气氛，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旧”的精髓，还是摆脱不了“新”的羁绊？仔细想来，这种“旧”与“新”格格不入的情况，又何止是发生在新式咖啡店而已？

就如许多东方国家要追求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又处处显得放不下“东方价值观”的羁绊。西方民主制度下，个人的自由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放到东方国家里，却处处以社会责任压抑个人自由。西方民主制度下，公开发表意见是再平常不过的行为；来到东方，即使是小心翼翼地发言，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面对可能发生的后果。

凡此种种，与新式咖啡店的矛盾实在是异曲同工。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2月30日

焦虑与不安

2007-12-16T12:16:00.000+08:00

眼看2007年踱着螨跚的脚步渐渐远去，几场规模较大的示威游行却让首都地区蠢动起来。官爷们大声疾呼“示威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却掩饰不了日益浮现的不安气氛。

翻看我国历史，早在独立之前，现今的执政党都曾发动示威游行，或对当时的政府采取对抗性的措施。1946年，巫统发动马来人示威游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成立马来亚联合邦；隔年，马华公会发动全国华人总罢市，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宪制。不论是巫统或马华公会，都把有关的行动，视为它们在建国路途上的贡献。那么，以“不是我们的文化”来批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未免有只许州官放火之嫌。

当然，时代不同了。现今执政的是民选政府，不是殖民政府。殖民政府统治的时代，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有限，传达心声的管道也不多。因此，示威、游行、罢市等行为就成了表明立场、传达意见的方式。

如今，人民参与国家政务的机会不但增加了，表达心声的途径也更多了。如此一来，人民理应不必示威游行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是什么让人民不顾日晒雨淋，甚至愿意冒着被警方逮捕的危险，走上街头示威呢？

有人指责怀有政治目的的黑手，在幕后发动并操纵示威游行。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一）幕后黑手的目的是什么？（二）为什么这幕后黑手舍弃“正当”的途径，例如议会选举，而取“非法”的途径来达到目的呢？（三）幕后黑手凭什么号召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典型的说法是，幕后黑手自觉大势已去，所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然而，若是大势已去，则幕后黑手理应号召不了那么多人。若能号召这许多人，则大势已去的说法又会动摇。

如果要说响应号召的只是少数，那么官方的应对措施就有些小题大做。一而再、再而三的封路和路检盘查，仿佛在告诉人民有关的事件十分重大。任何人看到警方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肯定会怀疑事件的严重性，进而关注有关的事件。若涉及的的确是成千上万人倒也罢了，否则人们就会怀疑，带来不便的，到底是示威游行的人，还是警方的行动？

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公众的安宁和国家的秩序。吊诡的是，封路和路检盘查不但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同时也制造了疑惑和不安的气氛。它的效果和警方的期望根本就背道而驰。

维持治安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可否认，采取防范措施有利于维持治安。可是，若防范措施不恰当，干扰人民作息的将是那防范措施，不是那可能却未必发生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示威游行，与其一概禁止，警方不如增加监督的人手以维持游行的秩序。既然警方有足够的人力在各处封路和进行路检盘查，为何不调动这些人力去维持游行的秩序？除此之外，警方不妨发布有关游行的讯息予民众，例如游行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不想参与游行的民众就可以避免在那时候前往或经过受影响的地区。

示威游行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负责维持治安的警方，千万不要在这之上，增加人们的焦虑与不安。

注：本文被高空投射而下的导弹击中，哪怕已是支离破碎，南洋商报的读者也不得瞻仰其遗容。今“同日”发表于网上，为其默哀。

非议会

2007-12-02T15:36:00.000+08:00

台湾议员在立法院武斗，一直是某些人用以衬托我国国会可取的例子。台湾议员在立法院内武斗是个人品行的问题，还是为了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关注，我们难以断定。可是，与其把焦点放在台湾，我们不如多注意国内的状况。

如果我们还在为国内的议会没有武斗而沾沾自喜，那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种喜悦已经岌岌可危。吉兰丹州议会里，巫统议员诺祖拉末迪亚试图举脚踢人，理由是一名回教党议员对他出言不逊。这样的说法，让人想起前总警长拉欣锘以对方以言语挑衅作为殴打前副首相安华的借口。

诺祖拉末迪亚踢人未成，不过他依然愤愤不平地指责，执政的丹州回教党政府不回答在野的国阵议员提出的问题，是为了羞辱国阵的议员。或许诺祖拉末迪亚忘了，反对党在我国被“赋予”的定位——为了反对而反对。既然反对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执政党又何必“应酬”反对党议员的提问呢？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难以进步的一个原因——许多人并不晓得如何面对不同的意见。掌握权力的时候，不同的意见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权力不在手中的时候，不同的意见就是为了打压而打压。大家都忽略了，不同观点的相互挑战，是促成文明演进的动力。

民主社会里，人民选出代表，称他们为议员，让他们进入议会，要他们议论国事。这一个“议”字不但有讨论、商量、评论的含义，也是一种旧时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的文体。因此，“议”就是通过说理来商讨事务，若议会里只允许一种意见，不但不成议之义，更从根本上推翻了成立议会的目的。

过去，我们能从电视上看到台湾的议员在立法院内武斗，但是却难目睹我们自己的国会内所发生的事。如今拜网络科技所赐，我们见识了国会里的实况。议员们议事时言不及义者有之，喧嚷叫嚣多于就事论事者也不少见。声带凌驾于脑袋的辩论，就真真实实地展现出来，让世人说长道短。

最近，我们就看见天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索迪纳登在国会内挑战反对党议员到外头去“lawan”。这样的说话，其让人震惊之处，实不下于企图在州议会里踢人的举动。试想象，若你只耳闻而不目睹那一场对话，你会以为对话的场景是哪里？我们常说暴力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么类似暴力的语言和语言的暴力，又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呢？

事后，当事人应该是意识到自己失言，就试图以另一番言语来为自己解围。他说，“lawan”是挑战反对党议员在大选时竞选，可是“tanding”不是更恰当的字眼吗？当事人又说，“lawan” 用的是嘴巴而不是拳头，可是用嘴巴的不是叫做“bahas”吗？若“lawan”用的是嘴巴，议员们不就是在议会里用嘴巴来“lawan”了吗？那又何来的到外头去“lawan”？

议论要有对象、材料、基础和工具。议会里的议论对象是国事民生，材料是知识和资料，基础是思想，工具是语言。少了任何一项，议论就会变得或虚无、或空泛、或肤浅、或乏味。以上述的“lawan”事件为例，议论的对象、材料、基础和工具在哪里？

看着古老的英国国会里，议员们在长凳上并肩而坐，情况近乎拥挤。议员们按着规矩发言和辩论，不用大声叫嚷来打断他人的说话，也不会减低议论的激烈程度。看着我们耗费巨资装修的国会大厦，议员们的辩论水平和堂皇的大厦不成正比，互相叫骂的情况倒是像漏水的大厦那样，叫人不忍卒睹，更不忍卒听。

没有了议论的议会，肯定要叫人非议，成为名副其实的非议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2月2日(题目为《国会议事以肢代口》)

论述的困境

2007-11-18T13:20:00.000+08:00

有些人以为，能够侃侃而谈、懂得插科打诨，就是能言善道、诙谐幽默。若是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这样的看法尚可成立；若是关系国家大事的论述，这样的看法就十分值得商榷。否则，观众很容易就被发言者七情上面的陈词给唬倒。就好像台湾陈水扁总统叫认为中国大陆好的民众，游过没有加盖的太平洋，到中国大陆去，如此的说法，多少人会认为那是幽默？

以此来检验刚过去的巫统大会，甚至推而广之至其他国内外政党的党员代表大会，我们更应该跳脱代表们发言的形式，从更深层的结构来理解他们的论述。若是纠缠于举剑、举关刀、举宪法还是举手机的“表演”之中，那只不过是政治娱乐化的表现，对国家的发展孰无益处。

今年的巫统大会上，领袖和代表们的发言，越来越突显这个国内最大政党在论述上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来自于几重矛盾。本文将探讨其中的两重矛盾。

第一重矛盾，来自于巫统既号称是马来族权益的捍卫者，又不想因不当的论述而失去其他族群的选票。考虑到一些代表激烈甚至极端的言论会伤害其他族群的感受，巫统总秘书拉西事先安慰非马来人不必为此担心，因为那小部分人的言论，不代表党的立场。另一方面，女青团团长诺莱妮却以捍卫马来民族的姿态，拒绝接受黄明志的道歉。

按照拉西的说法，黄明志也不过是比小部分人更少的个人，诺莱妮绝不必为了这个人的行为而担心。可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在捍卫马来人的尊严，诺莱妮不得不把黄明志塑造成巫统这个群体的敌人。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对举剑这个动作的论述里。举剑，按照过往两届大会的说法，是对抗敌人以捍卫族群权益的象征。今年，举剑又附加了保护朋友的含义。举剑来捍卫自己，同时保护朋友的说法，原本不是什么问题。然而，问题就出在，捍卫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巫统采取的策略是塑造外在的敌人来建立内部认同捍卫自己的必要，而这敌人的形象必须明确。过去，巫统与回教党争取宗教的诠释权，所以回教党可以是明确的敌人。可是，当巫统的回教色彩日益浓厚，它和回教党的区别也就淡化了。于是，巫统需要新的论述来争取马来人的支持。为此，巫统得塑造一个新的敌人。

这一次，巫统从经济下手，而敌人就是非马来人。除了从整体的经济占有率来“宏观”地论述马来人落后于其他族群，个别领域如建筑材料的供应链也被用来“微观”地论述马来人尚需努力，和巫统尚需为马来人奋斗。

从这里却又浮现出另一重矛盾——巫统需要证明它为马来人奋斗的成果，同时又要论证这些成果不尽如人意。新经济政策一直是巫统借以论证成果的工具，可是年复一年，要如何在“已取得丰硕成果”和“还有待延续”之间找到论述的基础呢？若是“已取得丰硕成果”则政策应该可以功成身退；若“还有待延续”则表示成果不够丰硕。于是，论述就陷入两难的困境里头。

若要以马来人必须在所有领域优先于其他族群来论证延续政策的必要性，则又无可避免地要陷入上述的第一重困境之中——如何在捍卫自己的同时又保护朋友？况且，一旦把其他族群视为和马来人比较而不是合作的单位，又要如何确立其他族群为朋友的地位呢？

其实，捍卫自己的同时又保护朋友的方法，已经从圣贤古书一直唱到流行歌曲里头去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法做到，敢不成是“知易行难”？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1月18日

担心

2007-11-04T14:24:00.000+08:00

首相看来对律师公会于9月26日的游行——“公正之行”有些耿耿于怀，否则不会事隔一个多月后重提此事，同时非议这一项游行。往积极的方面检讨，我们看到了执政当局对此事的关注，不是如某些人所定位的那样，仅仅是“几千人的事”。首相担心“公正之行”会向国内外的投资者传达负面的讯息，影响国家的形象，显示了政府了解这是关乎国誉与国家发展的大事。

比较让人关心的是，政府对此事的关注重点在哪里。诚然，眼下政府接二连三地推出几个大型的发展计划，任何足以影响这些计划成败的因素，都应该谨慎处理。然而，发展计划固然重要，但是若把这些计划的推行，凌驾于国家提升还是沉沦的历史契机之上，未免本末倒置。

在这历史的关口，个人声誉事小，国家兴衰事大，就如1988年的司法危机，无可避免地要在载入史册之后，让后人评论。同样的，历史不只会记载2007年9月26日的那一场游行，更会记载和评析它的前因和后果。

既然前因已经无法改变，我们惟有通过事后的处理来把前因导向合理并有利于国家的结果。首相担心一场游行会影响投资者对我国的印象，然而仔细思量，投资者会单凭约2000名律师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一个下着雨的早晨的游行，而对我国却步吗？

这是资讯时代，信息是决策的要素。“司法短片”这一场风波，不会因为“公正之行”才传到投资者那里。投资者要看到的，是政府如何处理有关的风波。政府可以通过否认来给投资者信心，也可以通过公正地调查来给投资者信心。当然，投资者要不要接受政府所给予的信心则另当别论。其中的关键，就如苏丹阿兹兰沙在律师公会举办的第14届法律研讨会上所说的，是否有真正的公正和看起来公正。要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后者尤其重要。

简而言之，对投资者来说，游行不是问题，就像人们不会因为美国有人游行要求政府从伊拉克撤军而放弃到美国投资。对投资者来说，游行正好可以让他们检视一个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妥善的处理，正是政府建立信誉、予人信心的机会。

“司法短片”风波，不是一个鉴定短片真伪的技术问题。它涉及了司法部门的公信力，而对这一风波的调查又反映了政府的执行力，最后综合成我国给予投资者的信心。怎样在这场风波后，仍旧让投资者对我国有信心，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除非是相信“富贵险中求”的投机客，真正的投资者会在分析机会与风险后才决定投资的地点和项目。法律和条规是管理风险的重要途径，有法可依、依法执法、司法公正，都是投资者所追求以便降低风险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能吸引真正的投资者而非投机客。没有了这些条件，即使没有“公正之行”，投资者也会像择木而栖的良禽，往更好的地方去。

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公正之行”吓走投资者，毕竟比起缅甸的僧侣示威和其结果，“公正之行”正好衬托出我国比缅甸开放和民主。当然，若我们只满足于和缅甸比较，沾沾自喜于我们比缅甸“优秀”，我们也别想吸引到多少投资者。

若要说有什么事会破坏国家的形象，进而影响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眼下受指控贪污的警队高层对警队、反贪污局和总检查署的指责，和较早前掌管警队的副部长和全国总警长的“过招”，远远比“公正之行”更值得让我们担心。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1月4日(题目为《令人担心的事》)

要求与满足

2007-10-21T15:24:00.000+08:00

我们的国家里，有一些理所当然的说辞，足以回答一切难以回答的问题、平息一切有待争论的议题。例如，不要把某个课题政治化或种族化、行政偏差或疏忽导致问题的产生、媒体的错误报道或渲染造成误会，都是这种说辞的表率。

这样的说辞用得频繁了，往往让说的人和听的人变得麻木和惰于思考。有什么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回答不了，只要把这些说辞搬出来，就会好像服下药到病除的万灵丹，问题就会霎时不见。

因此，当民间提出要求而官爷们不想答应却又找不出合情、合理、合法的理由时，他们便抬出“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来推搪。官爷们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人们必定不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而又是为什么人们所要求的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是一句非常笼统的话，除非附上一定的前提，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一句话。要知道，政府的职责就是妥善地管理和开发国家资源以满足国民的要求。若政府不能满足国民的需求，我们就要追问，为何国民在尽了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后，却不能享有国民的权利？

政府不满足国民的需求，可以是基于两种情况：一是资源有限，二是国民的要求会侵害其他国民或国家的利益。如果是由于资源有限，那么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合理地配置资源以满足所有国民的大部分需求。例如，当教育资源有限时，政府就应该考虑，是要优先花费数十亿来推行英语教数理的计划，还是为软硬体设备匮乏的乡区学校改善学习环境与条件。

另一方面，如果是关系到国民或国家利益的问题，政府更应该谨慎地处理、清楚地交待。例如，当民间提出增建华小的要求时，政府若要拒绝，就必须解释不应该增建华小的原因，而不是以“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来打发民间的要求。

或许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社会上有矛盾的要求源于多元的族群结构。因此，“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就隐含了族群得失的意味。其实，不论是多元还是相对单元的社会，民间的要求从不会时时一致，而且要求互相矛盾的情况也不会少见。一些要求被接受，另一些被拒绝，是平常不过的事。跳出族群的框框，从如何看待国民而不是族群要求的角度出发，许多争论便会豁然开朗。

如上所述，政府评估是否接受国民要求的标准，是资源的妥善分配和国民与国家利益的维护。接受或拒绝某一项要求，不能是基于“没有人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东西”这样的原则。“人们得不到所要的所有东西”是结果，我们不可以倒果为因。

再进一步思考，类似的“万灵丹”说辞之所以会有其市场，和人们缺乏思辨的精神和追问的态度不无关系。《中庸》上就指出，求知应有的态度是“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习惯于用“万灵丹”说辞来代替博学，同时要人们不必慎思、不可审问、无需明辨，然后笃行官爷们的命令。行之日久，大家就和官爷们有着同样的思维，官爷们的命令也成了无人质疑的教条。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0月21日

什么人问什么事？

2007-10-07T11:44:00.000+08:00

先说两个故事。

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孔子退朝回来，问道：“有人受伤吗？”没有问马。

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丙吉，出巡时看见路人殴斗，有人因而丧命，他却不管。看见牛只步履蹒跚，气喘吁吁，他马上下车探问。人们问他为何重畜轻人，他说丞相应管大事，诸如路人殴斗之事自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员处理。不过时正暮春，天气不热，牛只喘气属不寻常事，可能是疫病或气候变化而会影响农事，因此丞相当管。

这两个故事虽尚有值得商榷和考证之处，然而它们所带出的讯息是事有轻重缓急，在其位者当根据本身的职责，依轻重缓急来处理事务。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难以理解，花费大笔金钱、时间、人力、资源才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做的却是请来记者，然后指着堵塞的沟渠、不亮的街灯、满是窟窿的道路，让记者拍了照以便好上报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难以理解，当有人骑着电单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违反交通规则，本来就是交通警察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何要劳动部长（不是交通部长）大动肝火地警告，要以禁代管，以为如此就可以一了百了？

我们又难以理解，若养猪涉及的是环境问题，我们自有相关的法令来管理，为何要搞到风声鹤唳，最后劳动本应关注政策制定事务的内阁，大费周章地处理这些“地方事务”？

即便是“资深律师涉嫌安排法官人选”的司法录像事件，也可以放在同样的原则下加以思考。这宗“司法短片”事件，可以从“录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调查，进而达至四个可能的结果——假录像、假内容；真录像、假内容；假录像、真内容；真录像、真内容。

调查这宗事件以录像的真假为起点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比较起内容真假的问题，录像的真伪对国家实质和形象上的伤害反而不来得如此严重。考虑到“假录像、真内容”这个可能，越是在上位者，越不能只是在意录像的真假，却忘了内容真假才是事件的核心。

的确，录像是鉴定内容真假的一个证据，然而却不是唯一的证据。若三人独立调查团证实录像是伪造的话，是否就意味着一切都雨过天晴了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裸蹲女郎的录像事件，当证实了录像中的女郎不是中国人而是本地人后，整个事件就急转直下。似乎本地女郎在警局裸蹲就不是问题，警方命令被扣留者裸蹲更不是问题。司法短片事件会不会落得类似的下场呢？

我们的国家有其制度，什么人该管什么事，什么事该由什么人管，都已清楚列明。若此制度确确实实地实行，《论语•泰伯》里那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倒有其可取之处。这样一来，工程部长就不必管电单车超速的事件、人力资源部长就不必去管“猪事”。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社会里，“在其位，不谋其政”又是在“不在其位，却谋其政”之上的另一个问题。比如，掌管司法事务的部长自以为是联邦法院院长的上司，却对影响司法体系声誉的司法短片事件避重就轻，此为一例。

其他在其位者，又是否知道自己应该关注什么问题呢？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0月7日(题目为《职位与谋事》)

统一语言团结世界？

2007-09-23T11:46:00.000+08:00

《圣经•旧约》里说，人类傲慢地想要建造通天的巴别塔，与上帝相比。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并让他们流散四方，使他们彼此不得沟通。从此，语言的差异变成了上帝惩罚人类的象征。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解答另一些疑问。例如，在人类想要建造巴别塔之前，有没有一种大家共用的语言？若有，人类是否可能寻回这一个“前巴别塔语言”？若无，人类又是否能创造或规范出一套大家共用的语言？

15世纪，马六甲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交汇点时，马来语是各国商贾在当地的共用语。可是，当这些商贾在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等不同地区的时候，他们的共用语也得“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可见，在共用语这一环节上，时、势、地、人等因素，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就如现今英语的强势，就建立在由英国奠基、美国延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之上。

在英国，因为英语的强势，加上教育当局自2004年起，把外语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普通中学教育文凭（GCSE）课程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导致选修外语的学生越来越少。学生在14岁以后，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修读外语。

根据最新公布的GCSE成绩显示，参加法语和德语考试的人数进一步减少。这引来了一些人士的担忧，因为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外语能力不但影响个人的就业机会，还会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除非我们无视於此，依旧沉溺在巴别塔的枷锁之中，对语言的差异抱着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否则我们不得不重视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重要性。

副首相指出，巫统领袖已经接受各族小学生无法在同样语文源流的学校一起学习的现实，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读着这样的声明，有些百感交集。类似的声明不是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耳（眼）中，副首相也不是做出类似的声明第一人。这种“不关闭华淡小”的言论，听来受用，但是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思考。

例如，副首相说巫统领袖接受这一现实是因为那是政府的政策，言下似有几许无可奈何。然而，为何要实施这样的政策，政府又是否清楚地向巫统领袖说明？就如“政府”常要华基政党向华社讲解政府的政策一样。

多年来，政府要员保证不关闭华淡小的言论，并没有消除“各源流小学不利国民团结”的另一种言论。保留各源流小学和国民团结似乎成了不能两全的矛盾。即便是华文招牌、华文华语成为招聘的条件，也经常成为议论的课题。这显示了许多人对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持有一种非理性的心态。

当先进国家为了竞争力的考量，而费尽心思发展外语教育，我们却在已有多语的环境里，无限上纲地自我制造并陷入语言与团结、歧视的泥沼之中。领袖们常呼吁国民要有感恩之心，但是对于上天（历史）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为我们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很早地做了准备，领袖和国民们又是否怀有感恩之心呢？

一种文化是一个世界，一种语文是进入这个世界的一道门，而各种文化构成的世界虽有差异，也不乏交叠之处。掌握更多的语文，让我们更能看见别人的世界，在那不同的世界里，有我们陌生与熟悉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让我们震撼、也可能让我们欣喜。当我们懂得欣赏不同世界的美，那就是团结的转捩点。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9月23日

偏差的意志力

2007-09-09T13:18:00.000+08:00

华小食堂招标的主权在董事会还是教育局的风波再起。一如既往，课题出现之后，发出“招标主权在教育局”指示的教育局没有主动澄清或表态，似乎事不关己。最后当然是华裔副教育部长出面“灭火”，一方面代替教育局承认错误，一方面宣示“招标主权在董事会“。副部长的做法是在安抚人心之余，又顾全了官员的面子。

这种情况在我国不可不谓司空见惯，相关部门的人物对于处理类似事件也不可不谓驾轻就熟。一句“行政偏差”就是事件的总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正是——“制度放两旁，面子摆中间”，一阵喧闹过后，一切就如风过水无痕。

在这个缺乏问责风气的社会里，“行政偏差”是不少人惯用以摆脱责任的借口。然而，这四个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行政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偏差的界定，根据的又是什么？

“行政”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就是各部各局的大大小小官员，“偏差”则是这些官员不按“最高指示”来办事。可是，进一步思考，“最高指示”来自谁呢？“最高指示”之上，有没有明文或不明文的“更高指示”呢？

撇开“更高指示”不谈，再假设发出“最高指示”的是各部门的领导人。若部门的下属没有履行“最高指示”，甚至违反“最高指示”，那么部门领导人真的不需要负起一丁点的责任吗？

下属没有履行指示，或违反指示，可能是指示不明确，也可能是下属不服指示，或有自己的意思。如果是指示不明确，那领导人就要查出是哪一个传递指示的环节出了纰漏，然后加以改善。若是下属不服指示，领导人可以聆听他们的意见。若下属纯粹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领导人则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惩处行动。

总之，领导人不能把自己置于“行政偏差”之外，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行政体系的一环。此外，“行政偏差”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它不应该是它所制造的问题的句点。这两点，恰恰是以“行政偏差”为开脱理由的人，所不能让人信服的原因。

“偏差”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所谓的偏差，会否是某方面一厢情愿的界定呢？在华小食堂招标主权的课题上，董教总和“华社”或许会界定当中出现了偏差，但是教育局的官员或许会认为他们是按章行事，或至少是发出合理的指示。

这种“一个概念，不同理解，各自表述”的现象，在我国也并非少见。一方视为偏差的行为，在另一方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做法，这意味着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分歧。这时候，若行政当局一意孤行，非执行“偏差”而后快，而这样的风气又没有被制止、分歧也没有被化解，则社会的矛盾将会激化。这对国家的发展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更让人忧心又气愤的是，“行政偏差”如今看来已不局限在较低阶的官员。马六甲州政府对猪农的态度，对关闭州内养猪场的“势在必行”，显示了州政府执行“行政偏差”的“意志力”。“偏差”的“意志力”如此强悍，不得不让人怀疑，“偏差”还仅仅是“偏差”吗？而谁又是这当中的“行政”单位呢？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9月9日

借古思今——三省吾身

2007-08-26T09:28:00.000+08:00

再过几天就是独立日了，虽然人们习惯把8月31日称为国庆日，不过从我国的建国历史来看，把8月31日称为独立日、9月16日称为国庆日，是更正确和妥当的说法。毕竟，国庆日的“国”指的应该是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而非独立于1957年8月31日的马来亚。

当然，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欢庆独立日也好，喜迎国庆日也罢，热热闹闹之余，静下来思考这节庆的意义，可以说是另类的庆祝方式。

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本是句关于个人修养的名言，但是放诸于国家的角度，未尝不能为我们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首先，“为人谋而不忠乎？”本是说替他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每个人尽心尽力地办事，不正是国家进步的动力吗？若把国家看作一个系统，每个人、每个机构就是这个系统的部件。当每个部件都正常并且符合规格地运作，这个系统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将大大地降低。

然而，“为人谋而不忠”的事例，却往往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显现出来。如今的许多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责任感却越来越低。一般的平民百姓犯错，官方马上祭出法律的大旗来惩罚。然而，一旦出了状况，典型的官方回应就是——没有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大家都错所以大家都没错。总之，重要的是，不管谁错，都没有人需要为错误承担责任。不论是公共工程的纰漏还是天灾人祸带来的损失，莫不如此。这样的环境之下，根本难以培养“为人谋而忠”的态度。50周年庆典的缤纷，掩盖不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暗淡。

再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短短八个字的问句，却是我们的暮鼓晨钟。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国民团结，少了“信”这个基础，即使再给我们50年、100年，也依然是一个呼吁而已。当年的独立，有人强调是各民族齐心协力向殖民宗主争取的结果。如此说来，各民族应该是共同奋斗的朋友了。然而，有人反复提醒独立是以特权交换公民权的一项契约。把争取独立的奋斗看成是一项交易，既否定了大家是朋友的关系，也少了显示信任的诚意。

时至今日，国民发言的立足点，还是脱离不了各自的族群。贫富的分界线不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而是血统的差异；经济的发展不以国家的竞争力为着眼点而是民族利益的捍卫与掠夺；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育人而是突显自身文化的尊大。此外，把“国庆日”定在8月31日而不是9月16日，也让在44年前的9月16日加入这个国家的东马两州，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不论是民族还是地域，我们都没有努力地建立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础。

最后，“传不习乎？”，问的是我们是否努力复习老师传授的知识。在这个年代，“习”除了要“学而时习之”的温习，更要“学如逆水行舟”的终身学习。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否努力成为学习型国家？

学习型国家的要素在于对人力资本的重视，而人力资本则体现于智力、体质、知识技能和道德。省思一下，我们对于国民智力的提升、体质的锻炼、知识技能的更新、道德的培养，是否远不如我们对于权力与金钱的分配呢？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30-）认为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却跳过了如何通过人力资本创造财富这一环，大谈如何分配财富。我们的思维和视野越收越窄，路当然也跟着越走越窄。

人生难有两个50年，国家却不能满足于一个50年（或44年）。只有时时反省，我们的国家才能继续走向下一个、两个、三个……50年（或44年）。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8月26日

新闻越多越好？

2007-08-12T09:09:00.000+08:00

极权社会里，有所谓的官方喉舌媒体，传达统一的官方观点，指点新闻报道的方向。在官方喉舌媒体的笼罩下，其他媒体只能随它的指挥棒起舞，做有限的报道；或在它认可和默许的范围内，尽情挥洒无关大局的课题。

在如此的前提下，媒体的数目除了点缀，已没有太大的作用——两家媒体和二十家媒体，所提供给读者的选择，是量多于质方面的差异。然而，抱持着“报纸越厚越好”这种认知的读者，会简单地以新闻数量的多寡来评定媒体的优劣。

走出极权社会，媒体的生态或有不同。然而，不少身在民主社会却对极权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念兹在兹的政治人物，会想方设法重构极权社会的模式。在类似极权社会的逻辑运作下，许多的现象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上演。

可是，单单把矛头指向权力当局或和权力当局接近的势力，而忘了媒体和读者应该负起和可以负起的责任，不过是只看见钱币的其中一面。其实，因为权力的约束而觉得难施所长的媒体，不一定要以发挥无聊来应对权力的约束。若媒体认为因为权力的约束而不可能扮演第四权的角色，至少还可以服膺新闻行业的一些基本操守吧？

上周在回国的飞机上看到到睽违已久的本国中文报章，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可是，一份报章阅读下来，却不油然升起一股失落感。上述的思考，正是在当时有感而发。

一宗奸杀案，除了封面，还在内页以三版来追踪报道。报道的方式是“图文并茂”，报道的内容简直到了巨细糜遗的地步。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扮演起警方侦查案件的角色起来了？每一天，国内发生的大大小小案件不在少数，这宗奸杀案和其他的案件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的报道方式，对读者以至于整个国家社会，有何裨益？

媒体人常会担心深入的报道会妨碍正在审讯中的案件，为何面对尚未进入审讯阶段的案件，这些担心就不见了呢？媒体的报道，难道不会妨碍警方的侦查吗？非得要如此大篇幅的报道方式，不足以警惕读者吗？我一直在想，这样的报道方式，到底是为了什么？

早在信息时代的初期，就有人担忧人们不胜大量信息的负荷，被淹没在信息的宝藏和垃圾之中。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媒体本来可以为读者淬取信息宝藏、淘汰信息垃圾。遗憾的是，媒体反而成了信息垃圾的制造者。

我可以理解媒体人诉说在高空走钢索的困境，但是媒体的表现却显示出许多无关高空走钢索的问题。除了上述的奸杀案，更早前的母亲涉及杀害亲生女儿的案件，也让媒体以连载小说的形式来处理。

用煽情、娱乐化的方式来处理新闻，似乎成了媒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和对手竞争的方式。媒体似乎害怕在可以发挥的有限新闻事件中，给对手比了下去，因此极尽挖掘和煽动的能事。结果是——赢了对手、输了自己、败坏了读者和社会。

为何媒体对社会新闻如蚁附膻，对影响大众的新闻缺乏探讨的意愿，或能力？国会里许许多多将要制定和修订的法案，对公众的影响是什么？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本来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法律意识，可是国会报道的重点却是国会内的“花边新闻”。国内外许许多多的讲座、研讨会，媒体对内容的报道本来有助于提升读者对相关课题的“知识”，可是报道的重点却多是开幕的政治人物所发表的“意见”。

若媒体一味慨叹空间有限，却不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无限，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即使报纸再厚、新闻再多，也不过是资源的浪费。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8月12日

现代版的自相矛盾

2007-07-29T17:59:00.000+08:00

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卖矛和盾的楚国商贩说自己卖的是坚不可陷的盾和无坚不摧的矛，结果给旁人一问“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那商贩顿时语塞。于是，我们有了自相矛盾这句成语。

人们之所以很快发现楚国商贩的矛盾，在于信息的充足和言论的自由。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场合，同时说了违反不矛盾律的两句话，在信息没有被掩盖、言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矛盾就给揭发出来了。

可是，那毕竟是寓言故事中的情境设置。来到现实中，情境改变了，结果就会不同。矛盾的话，只要在不同的时候或不同的地点，对着不同的人说出来，未必会露出马脚。即使有人听到了那些互相矛盾的话，也未必能在层层的修辞、铿锵的语调包装下的论述中，依然意识到悖论的存在。再即使有人意识到了矛盾的存在，也未必有勇气或机会问一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

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的国家拥有最完美、最平衡的权力分享模式，足以成为世界的典范。可是，我们同时又强调一党坐大是权力版图下的现实，我们只能默默地在这个现实底下见缝插针，“圆滑”地求存。一党坐大和平衡本身就是矛盾的，要表述对于一党坐大的无奈，就得放弃对平衡分享权力的赞许；要表达无奈下奋斗的苦劳，就别忙着说那是完美的模式，除非我们不期望更好的未来、除非我们满足于无奈就是完美。

我们一方面宣称自己的国家是多元文化并存、各民族共存共荣的的表率，足以让其他国家参考学习。可是，我们又时时用言语和行动来贯彻一元独尊的价值观。且别说一元和多元之间的优劣，两者本身就有着根本上的矛盾。若我们真正相信多元应该共存共荣，就不会要他人成为我们的附属。若要拥抱一元，那就不必描绘多元的美丽。

为何我们的社会能允许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类似楚国商贩的人掌握了显著的发言权力。他们之中，一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另一些则比楚国商贩聪明，他们深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道理。只要互相矛盾的话不对着同一批人说、不在同一时候说，或者经过包装后才说，那么就能够把被揭穿的可能减到最低。

就算是被揭穿了，事后补救的方法也有不少。首先是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接着警告他人不要趁机捞取好处（具体的说法是——“不要把某某问题政治化”）。再下来就是指责媒体渲染，要媒体“收敛”甚至“噤声”。

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而言，这些是相当典型却粗糙而且落伍的手段。如上所言，这种手段之所以可行，条件在于限制信息的流通和意见的发表。然而，限制信息和意见，却是逆天下之大势而行的手段。它除了维护少数特定人士的一己之利，对于国家，甚至是一些人声嘶力竭要捍卫的民族，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必须认清，最大的对手不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如果我们以为自相矛盾的论述可以轻易征服一般的民众，狂暴的权力可以压抑对自相矛盾的深刻批评，且别高兴得太早。这意味着一般民众的思想水平浅薄，这意味着我们在抹杀自由思想的创造力，这也意味着国民的竞争力将被其他国家很快地抛离。

不要以为我们的自相矛盾只是关起门来的家事，其实外面的世界正在看着我们。当外面的世界不看我们时，不是因为他们被我们的自相矛盾欺瞒了，而是我们的愚昧和落后已经不值得他们来关注了。外面的世界，没有义务跟着我们一起沉沦。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29日

民主社会中的讲话与做事

2007-07-15T17:47:00.000+08:00

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很多人习惯性地把讲话与做事看作互相对立的两种能力，似乎会做事的就不会讲话，会讲话的就不会做事。

这样的观念看起来很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精神——“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此外，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的评价引申开去，讲话的能力就被贬低了；相对的，做事的能力就被抬高了。

在一个上下阶级分明、主从关系明显的社会，“讲话”的确不是一般人需要具备的能力。上面少数的统治精英讲了话、下达了指示，下面多数的群众就去做事。下面多数的群众有心声要传达，就通过中介的少数精英传达给更上层的精英。

这种生根于王权至上国度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人们来到被殖民的土地上而有所更改。社会上的少数人，依然以特定族群代表的身份，扮演者多数群众与少数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中介角色。

及至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独立了，这种“臣民”的心态也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讲话”的作用，依然停留在由上而下的施加命令，和拦截由下而上的群众心声。不在其位的人在外头嚷嚷，是没有生产性的空谈；只有通过特定的管道，进入那一道只为特定的人而开的门，才是运用智慧的体现，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说穿了，不是讲话没有生产性，而是讲话的权利被垄断了、传话的管道被限制了。因此，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是没有诚意，公开议论国事是无礼。或许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我直接向你讲的话你就不听？为什么非得要由一个信差把门关上来后间接地把我的话传达给你？即使这样，我也不肯定你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在极权的国家，人民没有发言的权利可以理解。在信息管道落后的社会，传话人的中介角色有其作用。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我们难以期盼有生产性的议论。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极权的国家、有发达的信息管道、有理智的国民，为什么我们不让人民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听取群众的心声？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国民能提供建设国家的良好意见？

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发展信息与通讯工艺，希望在信息时代与他人一争长短，但是我们又常常以渲染、煽动、破坏国家形象等指责来批评信息的传播。这种做法好比建了高速大道却只允准在大道上开牛车一样的荒谬。不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发展信息产业的潜能，却花费大笔金钱只为选出几个传话的信差，我们还凭什么大谈“蓝海策略”？

我们说自己重视教育，但是不让国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却显示了我们对教育的成果没有信心。否则，我们为什么总认为人民不能理智地谈论公共课题而要以敏感来划地自牢？事实上，正是因为诸多的限制，才让人民无法通过长期的实践而培养出理智的议事能力。

各种“讲话”的交锋是刺激社会神经，让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讲话”可以是“做事”前的集思广益、“做事”时的方向指引、“做事”后的检讨反思。民主社会中攸关公共利益的事，既不能说了不做，也不能做了才说。说好了才做，做好了也要说，这才是民主社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15日(题目为《讲话与做事》)

治安阴影下的另一面思考

2007-07-01T18:39:00.000+08:00

先说一个虚构的冷战时期笑话。一个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比较谁的国家比较自由。美国人说：“我可以在白宫前面大骂美国总统，这种自由你在自己的国家能享有吗？”苏联人说：“当然能！我不但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面大骂美国总统，而且可以骂得比你还凶。”

这个笑话的教训就是：某些人可以在某些地方做某些事，三者虽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组合形式，但是不能任意搭配，否则结局就会截然相反。例如在上述笑话之中，若以为场景从白宫换了克里姆林宫，骂的对象也可以从美国总统变成苏联国家主席，那是不晓得游戏的规则。

在某个场合，有领袖告诉我们，要学习西方人勇于质疑的精神，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挑战权威，哪怕对方是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知道了西方人可以这么做，以为自己也可以依样画葫芦的时候，却忘了上述笑话的教训。

因此，当有人发起签名运动、组织和平请愿，表达对治安败坏的关注，以为这是贯彻领袖的呼吁，谁知一顶种族化问题、煽动仇恨情绪的帽子却莫名其妙地扣了下来。从笑话中学习吧！要贯彻西方人的风气，就到西方人的国家去。签名运动、和平请愿？对不起，那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不是恰当的管道。

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也不至于封杀所有的和平与非和平请愿或示威。一群印尼人不是为了他们的女佣同胞疑是被虐待的事，在我们的国土上示威吗？这和我们因为人民同胞被匪徒伤害而愤怒，为了自身、家人、朋友、国人的安全而签名请愿，不过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种族化之说，简直是岂有此理。

警方都说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罪案的受害人，非关种（民）族。那又何来的种族化问题呢？传闻中的手机短讯和传单，多数人无从得阅，煽动之说，不过是一面之词。然而细看人人可得而观之的请愿书，实在找不到种族化的蛛丝马迹。

在我们的社会里，种族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汇。许多人呼吁不要把问题种族化，许多人批评他人把问题种族化，但是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同时又处处显露出种族化的言行，虽然他们本身未必意识到自己种族化的言行。

就如6月23日在新山中华工会举行的警民对话会上，警方派来了一位华裔副警监，或许是为了能和一众华裔出席者有沟通上的便利，但是结果却是警民不欢而散。这恰恰突显了问题的关键不在肤色，而在于警民是否有良好的沟通、正视问题的勇气，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毅力。

治安问题下，另一个关于种族化的矛盾还出现在事件的演变上。作为签名请愿发起单位的新山中华工会，后来却得通过卫生部长来传达心声。没错，请愿的发起点是在柔佛州，发起单位是华裔团体，而卫生部长是执政阵线里号称代表华裔的主要政党在柔佛州的领导人，然而他到底是以哪一个身份来“为人民传达心声”呢？如果是卫生部长的身份，那么治安问题何时成了卫生问题？如果是华裔政党领袖的身份，那不就掉入把治安问题种族化的怪圈里头了吗？

当民间要求改善治安的呼声已经响彻云霄的时候，难道在上位者真的还是无所听闻而要劳动卫生部长传话吗？这到底是讯息传播的问题还是面子问题，抑或是“文化”问题？即使在上位者要对人民的心声置若罔闻，然而治安败坏对国家发展的危害是可以视若无睹的吗？我们真的乐于在种族思维的死胡同里兜兜转转，多于认认真真地为国家做一点事吗？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7月1日

多元世界里的正义和尊重

2007-06-17T17:49:00.000+08:00

穆斯林妇女丽娜乔伊向国民登记局申请删除身份证上伊斯兰教的字眼一案，在联邦法院下判后，看似暂告一个段落，实则余波荡漾。把这个事件放在多元社会的脉络下省思，它不仅仅是个别的案例，还是社会矛盾的缩影。

有人质疑丽娜乔伊为何要如此张扬她争取转换信仰的事件，言下之意就是为何不把问题掩盖起来，或至少静悄悄地处理。然而，不张扬就等于没有问题吗？静悄悄真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和冲击，不但发生在像我国这样的多元社会，还是现今世界的普遍现象。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报导，一些英国的学校正担心校内的中国学生过多，会让学校失去传统英国学校的氛围，而导致英国家长不愿将孩子送来入学。他们担忧的起因，正是因为近年来进入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对传统带来了冲击。

面对这样的挑战，有的学校考虑限制校内外国学生的比率，有的却视此为商机，到中国大陆开设分校。总之，随着信息流和人流的日益庞大、快速与频繁，整个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或所谓的地球村。这趋势给全人类带来的挑战，我们无从回避。曾几何时，地球村还只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如今我们已经看见它的雏形，我们更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村子里应有的生活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不同文化的交汇而产生矛盾，可说是屡见不鲜。举其萦萦大者，基督教从西亚传入欧洲、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地区传入印度，都不乏矛盾与冲突，有者的影响至今犹存。尤其是当这种矛盾伴随着权力与无知的时候，问题往往更趋复杂。

身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无可避免地身处于多元文化互相冲击的社会。多元意味着有分歧，否则就不足以成其多元。因此，若我们一方面因自身的多元社会引以为豪，一方面又常常期望以“某一元”为尊为贵，那么我们实则是以自豪来包装虚假的傲慢。

多元社会里，我们常说要互相尊重，但是不少人似乎只看到“尊重”而无视“互相”。结果“尊重”的呼吁更像是不可置疑、无须解释、必然如此的“独尊”。以这样的“尊重”为基础，再多的对话与交流也只不过是制造许多无关痛痒的独白。

对于日趋多元一体的世界，或许我们可以参考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观点来思考我们如何自处与相处。在罗尔斯看来，多元社会里，各种全面性的哲学宗教道德学说都有它们的拥护者，因此作为多元社会基础的正义观，就不能建立在任何有争议的全面性哲学宗教道德学说之上，否则它就无法成为多元社会里对话与辩论的基础。

再延伸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学说，在地球村里，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角色不但是多重的，还是可以变换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从功利的角度而言，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我们只能选择最公平的正义观，而非随着情况的变化，定义对自己最有利的正义观。公平，未必能让我们在占据优势时获得最大的好处，但是只有公平才能保障我们处于劣势时的最大利益。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强势的群体在自己的国家内诠释正义时说它是“少数服从多数”，当自己在另一个环境里成为弱势的时候，正义就变成了“多数尊重少数”。类似不公平的观点，是产生不满的根源，也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火药库。

从比较感性的角度切入，我们不妨设想，当自己涉及多元社会里的矛盾时，如果我们和对方调换角色，我们会希望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或制度，才能最好的化解这场矛盾？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6月17日

回到问题的核心

2007-06-03T23:40:00.000+08:00

两周前我才在此栏提到“越俎代庖”，语音方落，那边厢雪兰莪州务大臣就“跨行”建议华小和淡小学生上午先到国小上课，下午才到各自的学校学习本身的语言、文化与信仰。他说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各族学生的团结。

其实，说雪州大臣“越俎代庖”未免有失公允。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不但人人皆有发言的权利，发言后其他人也有回应的权利。一个社会若违反这样的条件，就妄称文明。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即使符合了言论自由的条件，却也未必达到文明的水平。发言的权利若不能以言论的内涵来充实，则说得越多，“漏”得越多。“漏”在此特指闽南歇后语所说的：蒸笼盖盖没密——漏气。

雪州大臣的言论一出，关心华教的人士即刻大力回应。有的批评他不是教育专家，不要胡乱建议；有的认为他的建议不可行，因为国小的空间不足，容纳不下额外的华淡小学生；有人担心这样的安排会让学生们太过劳累。

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回应。首先，雪州大臣固然不是教育专家，但这和他的建议是否符合教育理念是两回事。况且，若只有教育专家才能讨论教育课题，那么回应雪州大臣言论的人士，又是否符合教育专家的资格呢？

其二，国小空间不足，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除了原有空置的国小课室，国小也可以增建、扩建。长远而言，要逐步地容纳华淡小学生不只不是问题，或许还正是雪州大臣有关建议的目标。

至于学生身心疲累的考量，虽有其道理，但我们同时不要忘记，实行全日制正是教育部的一项计划。雪州大臣的建议其实是把华小与淡小和宗教学校等同起来。加上政府要让国小成为“首选”的目标，那么一个可能的方案就会是孩子们上午上国小的课，下午上母语/文化/宗教课。针对类似的方案，反对者又要怎样回应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雪州大臣的建议不只是个案。他的建议所折射的，依然是国小应该成为主要教育体系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下，只要以国小为核心，其他源流的教育体系为附属，就是所谓的“团结”了。这样的思维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以巫统为核心的国阵模式。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这种核心——附属的政治合作模式，统驭着“团结”的诠释方式。

这种思维只重团结的形式，不管团结的实质。因此，华淡小的存在，就会被诠释成华印裔社会“分离”心态的表现。再加上把华文——共产党——中国联系起来的“历史遗毒”，依然在那个思维模式中代代相传，华校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国民团结的绊脚石了。

为了“促进国民团结”，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甚至非政治人物，总喜欢把矛头指向华淡小。我们可以争辩华淡小的课程纲要和国小无异，我们也的确需要这么做。因为在历史遗毒的影响下，的确还有人以为华校生学习的是中国大陆学子已经日益看轻的意识形态。在这点上，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争取诠释“团结”的权利。让我们共同思考：什么是“团结”？我们也要质问，为何母语学校会妨碍国民团结？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我们要有根据的解释。否则，若为了一国人民的“团结”就务必要让国小成为首选，那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什么语言的学校又会是首选？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6月3日

为民请命还是越俎代庖？

2007-05-20T19:38:00.000+08:00

大学录取新生的时候来临了，报载国阵青年团已经准备就绪，成立一个由各成员党教育局主任组成的委员会，协助学生提出上诉。名单尚未公布，国阵青年团便已经预见会发生问题，准备为学生服务。当作个别事件看待，这种未雨绸缪，乐于助人的精神，的确值得赞赏。再者，学生作为公民，为自己争取权益，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

然而，类似的事件年年上演，上诉的个案有增无减，过去仅是权宜的协助学生上诉的工作，如今却有成为定期操作机制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得不让我们忧心。

上诉的目的，是为“决定”留下修正的余地，而需要修正是因为决定有瑕疵。广义而言，决定是执行一定的规则而来的结果。这里所谓的规则，可以是具体的政策、法令、指南，或抽象的思考和推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规则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我们能做的是制定一个能够达致最合理决定、产生最大利益、带来最少错误的规则，并根据这规则来行事。

在这基础之上，若仍然发生错误，上诉就是纠正错误的其中一个步骤。然而，我们不应该把上诉视为为了推翻决定而存在的一环。事实上，上诉所要针对的，是不符规则下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上诉的重要之处正是为了确保决定是符合规则的。

因此，上诉的根据是指引人们做出决定的规则。例如，对于大学录取学生的上诉，所根据的模式应该是“某学生符合规则下的录取条件，却不被录取”，而不是“虽然某学生不符合规则下的录取条件，但是希望阁下对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录取某学生”。

这当中有两个需要考量的方面：上诉是否有理和规则是否合理。要证明上诉是否有理，规则和决定都要透明得足以成为上诉的参考。规则的透明是指录取的标准，如入学的计分方式，必须清清楚楚地让公众知道，具体的方式是公开录取指南。决定的透明是指让公众知道录取的学生在怎样的程度上符合了标准，具体的方式是公布学生的入学计分统计。两者之中，又以后者更为重要。一旦知道了学生的入学计分统计，就能知道上诉是否有理。一和被录取者比较，上诉的一方是否符合录取的条件，便是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不断检讨规则的合理性。多年以来，我国大学录取学生的规则有着一国数制的现象。从积极面来看，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入学途径。不过，从现实面来看，所谓多元化的入学途径却烙上太深的人为痕迹，结果不但无法发挥多元化入学途径的优势，反而形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包括了大学公布新生录取名单后，年复一年的争议，和随之而来的许多上诉。

到底是我们有太多不必要的上诉，还是有太多不得已的上诉？是学生不知道自己因为不符资格而不被录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上诉吗？还是学生知道自己符合资格却不被录取，只好上诉？其实，不论是类似前者的不必要上诉，还是类似后者的不得已上诉，都是可以减少的——公布录取学生的计分方式和统计可以减少前者；谨慎执行合理的规则可以减少后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一年又一年地做事后修补的工作。

体制内的国阵青年团成立上诉委员会，无异于跳到体制外另辟途径进入体制，好比从吉隆坡取道芙蓉前往布城。更严重的是，如此行之数年而似不知走了冤枉路。其意即便是善，也终将治标不治本。

突然想起去年高教部副部长因为批评华小拨款被“干捞”，被教育部长指责为越俎代庖，最后劳动高教部长代为道歉。如今同是国阵青年团团长的教育部长同意成立上诉委员会，涉入高教部辖下的事务，不知算不算越俎代庖？若是的话，谁来代他道歉？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5月20日(题目为《为民请命抑越俎代庖？》)

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新解说开去

2007-05-06T18:02:00.000+08:00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首两句说明求学问和求“道”之间的分别，接着说“道”的最高境界是无欲无求的顺其自然，自然得以至无为却无所不为。如此的境界，概括了治理天下这等大事。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两句本来是对比的关系，比的是求“学”和求“道”的不同情况。若是把它们理解成因果的关系，则变成了“越学越不长进”的意思。这虽是对经典的曲解，却又如此贴切地刻画了国内的一些乱象。

君不见国内许多党团的领袖，学历和履历一摆开来就有让人先敬三分的气势。前辈们与他们相比，即使不是相形见绌，也要稍逊一筹。这么看来，“为学日益”的说法敢情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在这批“为学日益”的领袖带领下，迩来国内的两场补选提名日，却是木棍与水瓶齐飞，冲突共暴力一色。其实这两场补选的分量有多重，大家心知肚明。为了两场小小的补选而突显“为道日损”，真要让自诩文明的现代人感到汗颜。

如果暴力是一种参选策略，我们要鄙夷这种策略。如果暴力是“自然”地发自内心进而体现在行动上，我们更要抗拒这种暴戾风气的蔓延。尤其是眼下治安不靖，“文明”的从政者若不能遏止风气的败坏，还要加一把劲助长歪风，期望安居乐业的人民只好唾弃他们。

政治斗争从沙场上下使用武力的征战与厮杀，演变到议会内外的思想与言语交锋，显示的是文明的进步。遗憾的是，除了上述补选期间的暴力事件，议会里外的言语交锋却也不见得文明。所不同者不过是拳头的暴力转换成口头的暴力。

拳头的暴力是有形的，语言的暴力是无形的。不论是哪一种暴力，对个人以至于整个社会的伤害都是深刻的。或许有人为了某种目的而使用暴力或容许暴力，殊不知暴力犹如潘朵拉的盒子，易放难收。没有人能够知道，从盒子释放出来的灾祸，会掉到社会上的那个角落，然后生根发芽。

就说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那是国家心口上的伤疤。说它是国殇也好，国耻也罢，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民，都不应该忘记它。要记住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警惕和宽容——用警惕之心来爱护这个受过伤的国家，用宽容之心来避免她再受伤害。这是浅显不过的道理。

因此，当有人三不五时地用这个伤疤作为恐吓他人的手段，把国殇当作仇恨的种子对外散播，我们必须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说“不”。一个和谐与进步的社会是不需要仇恨和恐惧的。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后，我们还有什么？神话故事说盒子里剩下“希望”。我们希望从政者能体会“取天下常以无事”的真谛；我们希望从政者谨言慎行、言行一致……我们可以有无数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应该探索如何实现希望。

有许多人抱着“政治人物都是一个样”的看法，认为不论投选谁都不能改变什么。正是这种“不屑”的消极态度，成了滋长“不肖”政治人物的温床。对于“不肖”的政治人物来说，群众的“不屑”是一种纵容，是允许他们继续“为非作歹”的许可证。

当我们在抱怨政治人物的言行时，当我们在哀叹希望永远是希望时，我们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否纵容了这种状况的发生。我们也不妨想一想，难道自己真的不能改变些什么吗？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5月6日 (题目为《“为道日损”的新解》)

就是这样和不只是这样

2007-04-22T19:05:00.000+08:00

“就是这样的啰！”我们的身旁不乏以这一句话来回应各种现象的人。官员违规建豪宅，钱从哪里来？如何惩处？不了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啰！”部门耗费巨款“欢送”即将退休的主管，调查结果（如有）怎样？不了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啰！”启用不久的堂皇大厦，因水管爆裂而瞬间瘫痪。谁该负责？调查尚未完成，后果却已可见——“就是这样的啰！”

“就是这样的啰！”到底是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宿命心态（美其名为随遇而安），还是社会习惯的沉淀（习以为常的冷漠）？不论何者是答案，或两者皆是答案，抑或两者皆非答案，“就是这样的啰！”隐含了“我又能做什么？”的无奈。然而，分析这两个句子，是感叹句在前，问句在后，还是问句先于感叹句，又有可大可小的差别。

问句先行，感叹句跟进，那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无奈。反之，那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下的探索。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前者是维护私利的最佳状况，后者是对自身私利的潜在威胁。如何建构前者的状况，再把后者导向前者，是一门不小的政治学问。

要建构前者，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人民以为（最好是深信），他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大道收费要涨，要么是使用者自己直接付费，要么是官家帮你把上缴的税交给大道公司。说是官家赔偿大道公司，所不同者实则是人民直接或间接承担过路费而已。示威也好，要求公开合约也罢，若非大道公司点头，或官家慷人民之慨，否则一切“势在必行”。

否定了“我又能做什么？”，让一部分人相信了“就是这样的啰！”，还得对一些比较冥顽的分子采取第二个任务。既然这些人认为可以“做些什么”，就让他们相信“只有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所以，小至沟渠阻塞、街灯不亮、道路不平，大至学额不足、信仰冲突、分配不公，都得由我包办，才有望解决问题。

这种让你以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的策略，可以叫“矮化”，也可以叫“边缘化”。即使把你收编进来，相对于强势的中心，个人的无能为力不过是“边缘化”的再次印证。集中力量的呼吁，在无能为力的事实衬托下，益发显得苍白。

习惯于“就是这样”的危险之处，还在于没人可以确保一切“就只是这样”。“就是这样”在习惯和时间的培养下，往往会长成“不只是这样”。就拿贿赂来说，有人认为行贿是获得便利的捷径，尤其是面对庞大臃肿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可是，行贿的人常忽视的危机却是，贿赂会使臃肿的国家机器更难推动。

如果说贿赂是糖果，索贿者是蚂蚁，掏出糖果的行贿者，能否阻挡其他闻到糖果味道的蚂蚁，也来分一杯羹？要用多少的糖果，才能满足无尽蚂蚁的胃口？况且，一旦养出了蚂蚁的胃口，谁还能保证蚂蚁不会主动附上身来索取糖果？

可以“就是这样”的冷漠，因为“就是这样”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可是，接受“就是这样”的同时，也是传达可能可以接受“不只是这样”的讯息。既得利益者就是这样地利用“就是这样”来消磨外在的抵抗，就是这样地利用“不只是这样”来扩大他们的地盘。历史的吊诡却是，最后破坏这个结构的，不只是外来的力量，更来自结构自身的反噬。

对抗“就是这样”的药方，在于赋权（empowerment）的概念，既让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社会学上的、政治学上的、经济学上的，还是心灵层次上的赋权，其要义是让个人拥有能力和机会，把消极的“就是这样”，转化为积极的“不能只是这样”，然后落实成“更好的那样”。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4月22日 (题目为《不能只是这样！》)

怕什么？

2007-04-08T18:11:00.000+08:00

大约40年前，互联网的技术刚刚萌芽，还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机密研究计划。开始时，它称为前沿研究项目署网络（ARPANET），用户仅限于国防部和数所大学。到了1983年，属于国防的网络分离了出来。这不只意味着 “机密”的封条解除了，也象征着现代意义的“互联网”即将诞生，而且它很快会开启那一扇改变世界的大门。

从学术机构开始，互联网逐渐向其他领域蔓延。这个原本只是“小圈子”里的高技术玩意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已经完全向公众开放。万维网和网页浏览器的出现，更使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内容以几何级增长。

如今，互联网的功用可说是无远弗届。政治、教育、贸易、运输、旅游、金融、宣传、行销、零售、医疗、娱乐、游戏、媒体、研究、管理、通讯、文化、宗教、出版、工程、科技……说没有互联网不能介入的领域也不为过。更准确地说，互联网不只是在既有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它还不断地改变既有的作业方式，同时也不断地创造新的领域。当下火红的部落格就是一例。

部落格是属于Web 2.0（第二代万维网）的一环。Web 2.0不是一项技术的标准，它所代表的是，在各种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开发网络的功能，并且发掘新的可能。Web 2.0的特性包括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和充分参与、以网络为平台整合分散的内容和各种轻量级的服务与功能、资讯为核心。

互联网开放予公众不到20年，却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一日千里，已让许多人应接不暇。即使不去直接面对科技，也避不开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变革之中，传统的观念不断被冲击、一贯的作风一再被挑战，该怎么应对呢？

或许是社会变革的速度太快了，快得让许多人无从应对。于是，有人期望借助权力，对互联网施加管制，特别是针对网上不利于己或自己不喜欢的信息。管制互联网，行吗？让我们把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名句稍加修改——“你可以一时管制整个互联网，也可以永远管制某部分的互联网，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管制整个互联网。”不过，句子里的两个逗号被问号取代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所能够思考的，就剩下管制的定义了。

管制不了怎么办？那就抹黑吧——“部落客都是骗子！”“ 互联网不受管制，所以网上的言论不可信！”“网上发言的人，都是‘打了逃’的匿名者！”类似的说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互联网的害怕：因无知、误解、愤恨或猜忌而产生的怕。然而，我们应该害怕吗？我们可以害怕吗？

国家的政策早在10多年前已经向互联网张开双手，到了今天却还有许多政策的主事者不敢拥抱互联网，那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互联网上无可否认存在危机，但是若不能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与趋势中正视它所带来的契机，我们还要用多少个10年才能弥补过去10年中所流失的机会？

我们发展信息与通讯技术，只看到技术而不见信息与通讯。信息在于自由开放，通讯在于平等互动，是属于社会层面的内涵。Web 2.0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互联网从强调技术性转向注重社会性的体现。网络与社会从两个不同空间的世界渐渐结合成一个世界，网络即生活的生态逐渐成型。我们越是抗拒这股潮流，越是会被潮流吞没。

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好地认识这股潮流呗！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看清波澜的变化和去向，好让我们能够借着潮流的动力，驾驭扁舟，往目的地而去。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4月8日 (题目为《怕网络？》)

胜利的背后和之后

2007-03-25T17:40:00.000+08:00

自1970年带回男女单打和男双3枚羽球金牌，等待了36年，古健杰与陈文宏终于结束了我国在亚运的羽球金牌荒。自1982年拉昔夫与再兰尼带回金牌，等待了25年，古健杰与陈文宏终于结束了我国在全英赛的男双金牌荒。这是何其相似的两个句子。

类似的句型，还可以用在以下两个例子：
• 自1966年陈奕芳带回金牌，等待了37年，哈菲兹终于结束了我国在全英赛的男单金牌荒。
• 自1967年夺下汤姆斯杯，等待了25年，我国终于能够把汤杯留在国内两年。

当国人尚沉浸在古健杰与陈文宏接二连三的胜利之中，写这样的开场白，好比往欢腾的人群里泼冷水，是那么的破坏气氛。当达官贵人都一股脑地献上祝贺、沾一分光的时候，写这样的开场白，好比那个提醒主人家曲突徙薪以防火患的客人（见《汉书•霍光传》），是那么的不识趣。

对于古与陈的胜利，我的喜悦与兴奋，就如哈菲兹在2003年获胜时那般，也不下于15年前见证汤杯队夺标时的心情。然而，正因为情境的相似让过去仿佛历历在目，诚惶诚恐的感受就在喜悦与兴奋的缝隙间油然而生。

当年重夺汤杯后，国内掀起一股羽球热潮。可是，随着往后几年汤杯赛的不如意，这股热潮不只后劲不继，也没有转化成有效的培训系统。至于哈菲兹的胜利，化成一波“造神运动”后，留下的只有苍白。

我们对胜利的喜悦，实际上包含了久旱逢甘露的无奈，和等待英雄出现的盼望。对于看热闹的外行人，这样的心态也就罢了。不过，若各层各级的舵手和推手，也抱着等待英雄出现，然后给一些奖励，沾几分光的心态，则大有问题。

普罗大众可以因为几个“英雄”的胜利，激发一时的兴趣而去打球。可是，负责推动羽球运动发展的人士，若只是凭着几场胜利的声势，喊出一些动人的口号、提出一些动人的计划，却没有持之以恒地从基础落实计划的意愿，那么继古与陈之后，我们是否又要等上个25年？

看看一边厢吉打州政府表示考虑奖励为国争光的吉打子民陈文宏，另一边厢陈父表示感谢刘建忠教练免费指导孩子和雪兰莪羽总对孩子的栽培，我不免心有戚戚焉。若非教练肯免费指导，若非陈家甘愿承受经济负担把孩子送到雪州去，我们的全英赛男双金牌还要等几年？若陈家以为打球没出路，只有在考试中多拿几个A才实际，那么陈文宏的名字多数不会和其他全A生同时出现在媒体上，而且比全A生更风光。

这些胜利背后的反思，带出了怎样的讯息？国内各州的发展不平衡？培训运动员的系统不完善？功利思想下尚见的人间温情？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教育的失衡？反思的目的，主要还在于规划往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古与陈的成就，有一个民间与政府共同发掘并栽培人才的特点。两人都是由身边的亲友发掘、启蒙、栽培，然后输送到国家主导的培训系统里继续成长。这种民间与国家的关系是可取的，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的资源投入不足，民间的活力更多是自力更生的成果。

“让人民参与，让民间活起来”正是我们的发展思维中所欠缺的元素。要做到“让民间活起来”，政府不只是要投入，更要知道如何有效地带动民间善用投入的资源来得到最大的收获。

试想想，若政府愿意把用来在伦敦建体育中心的数以千万或亿计的资金（抱歉，领袖们数番发言，提供的数据却不一而足），投入到国内去让更多的刘教练栽培更多的陈文宏，或古叔叔栽培更多的古健杰，我们的2012奥运金牌梦还是有望实现的。

对了，提到伦敦的体育中心，有人说它可以让我国的选手适应英国的天气。不过，古健杰与陈文宏是在仿似炎夏的武吉加里尔受训，在春寒料峭的英国和瑞士夺冠，而2012奥运会是在夏天举行。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3月25日

从巨型城市到城市群

2007-03-11T18:20:00.000+08:00

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拿督斯里阿兹米卡立透露，卫星测量大马的地面温度显示，布城是全国温度最高的地方。其原因是布城种植的多是供美化用途的小灌木和棕榈树，而非可以遮荫的树木。对此，他表示已经吩咐布城当局种植更多的大树来让舒缓问题。

虽然全球暖化是时下的热门课题，阿兹米卡立的这番说话会引来多大的关注却是不甚乐观。更重要的是，他所透露的现象，能否成为国人，尤其是带领国家发展方向的当权者的暮鼓晨钟？

布城的发展计划，由12年前开始。这个以少数人的意志刻意规划出来的城市，一如国内许多的宏图大计，宣布时都有些石破天惊的效果。凭着宏大愿景的描绘，它们给国人憧憬，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至于计划实行下来后，能否把国人这些良好的感觉，化为实际的效益，那是另当别论。

布城的整个发展计划尚未完成，若在此时就要对它的成败盖棺定论似乎太早。然而从乙亥年到丁亥年这么转了一圈，检视12年下来的得失成败未尝不是一件该行之事。何况值此依斯干达发展区起步之际，布城的发展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根据布城的发展计划，这城市有四成的面积是“天然”的。加上公园、湖泊、湿地，这应该是一个树木蓊郁、凉风习习、绿意盎然、湖水泛蓝、现代化得来又不失自然景观的城市才对吧？这样的城市，怎会成为全国最热的地方？为何一个宣称以对环境“友善”的方式而建设起来的城市，却“只栽种供美化用途的小灌木和棕榈树”？若我们不善忘，还可以问一问：那在布城不远处，耗资3340万令吉发展起来的巴耶英达湿地公园，两年前因管理不当而关闭，如今又怎样了？

当年的主事者提出布城的发展计划时，号称要建立一个集中的行政中心。集中的目的是为了便利人民到不同的部门处理事务、是为了便利管理与协调。今天，各个行政部门陆续搬到布城。它们的地理距离或许是拉近了，但是人民因此而更便利了吗？

各部门处理事务的效率提高了吗？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得更好了吗？看看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要么依然故我，要么变本加厉，当年的那些理由，如今看来十之八九都不是充分的理由。仔细想想，我们是否朝着落实当年定下的愿景前进？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到底为自己定下怎样的愿景？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重蹈覆辙。

比较两个计划，当年布城打着巨型城市（megacity）的旗号，如今依斯干达发展区使用的却是城市群（conurbation）的概念。所谓城市群，指的是同一地域内，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若干城市和市镇。随着发展，这些原本分离的城镇逐渐连接起来。城镇之间大多隔有绿带，但是相互间交通便利。

单从用词来看，政府的确跟上了城市发展概念的时代步伐。现下的关键是，规划者和执行者是否掌握了实际的概念，并且能够致力落实相关的概念？城市群的区域内除了要有至少一个的核心城市，还应该有数个不同类型的城市，通过运输和信息网络彼此紧密联系，有效地整合自然、社会与经济资源。

从这样的立足点延伸，城市群内的各个城镇、各个领域，都应该是既充满活力、独立又互动的。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核心，而是多元联系和互动下产生的一体化效应。这与巨型城市那种从核心向外辐射的论述是不同的。

依斯干达发展区的大蓝图以适合居住（livability）和可持续（sustainability）作为主要的纲领，强调经济成长、环境素质、社会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样的纲领能否落实出有活力的城市群，和多元又紧密互动的居民呢？12年后的己亥年，上述环境部长的发言，会否应用在她身上呢？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3月11日

无信不立

2007-02-25T19:13:00.000+08:00

佳节期间，免不了要说一些应节的话、做一些应节的事、吃一些应节的食物，连写文章似乎也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应节的思路。因此，在这猪年伊始之际，我也来应节一番，借“猪”发挥。

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6年）是孔子的学生，世称曾子。有一天，他的妻子要上街，孩子却缠着她不放。无计可施之余，她只好对孩子说：“你留在家里，妈妈回家后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高兴地留在家中。

过后，曾参的妻子从街上回来，看见曾参正准备把猪给杀了。她连忙对丈夫说：“我刚才是为了哄孩子才说杀猪给他吃的。”曾参说：“答应孩子的事，不能说了不算数，否则以后他就不会相信你，要再教育他就很困难了。”最后，曾参还是杀了猪给孩子吃。

在这个“曾参杀猪”的故事里，曾参的妻子为了一时的便利而对孩子许下承诺。在她看来，那是权宜之计。然而，若为了这个权宜的承诺而真的把猪给杀了，则未免得不偿失。这就好像大选前，政党或政治人物为了选民手中的一票而“原则上”同意民间的诉求，甚至主动承诺给予选民各种好处。大选后，刷地一下不但翻脸不认账，还为提出诉求的人贴上“极端”的标签。

当然，曾参的妻子十之八九不会如此机关算尽，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体现了一位母亲管教孩子的方式。把她和言而无信的政客相比，即便不是对这位古人的不敬，也是对这些政客的抬举。

现实生活中，像曾参那样认真看待妻子对孩子的“愚蠢”承诺的人，更是难得。无论如何，要说最难得的话，当属类似“妈妈回家后杀猪给你吃”的把戏，竟然可以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公共领域里，反复地唱上多年，却依然受落。唱的人不但面无愧色，听的人也甘之如饴。

远的不谈，就说申请大马卡可以参加幸运抽奖这回事。当初内务部的前部长提出这一措施的时候，早已招致批评。可是，当局却一意孤行。如今同一个政府下，所不同的只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和一个不同的部长，当初的决策却在现任部长口中变成“愚蠢”的决定。

这是一个惯于由上而下轰轰烈烈推出决策的国度。决策的透明度尚在其次，提出后所显示出的势在必行、不容置疑的态度，更叫人心寒。轰轰烈烈后的草草收场，或不了了之，却又往往叫人心疼——心疼于人民所缴交的大笔税款，以及无数人的时间，不只换不来应有的效益和建设，还换来大众的困惑和对生活的干扰。

仔细想想，申请大马卡可以参加幸运抽奖的措施虽有不妥之处，其所带来的伤害，反而不如大力宣扬和推行之后，却又看似企图静悄悄地将它取消，让它不了了之的举动。前者可以看做是不明智的决策，后者却可以被解读成相关部门责任和信用的缺失。

《论语•颜渊》有这么一篇关于政治信用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信”、“食”和“兵”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或许尚有争论的余地，“民无信不立”却很能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去。民无信不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人民相信政府、相信国家，不然国家就要垮掉。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若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无法取信于民，又如何让人民放心把国家交托予他们管理？

希望这篇原本是为了应节的文章，不会煞了猪年的风景。更希望我们的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2月25日

祈愿

2007-02-15T18:25:00.000+08:00

春风吹来吉祥颂，国泰民安万象新。

格局与结局

2007-02-11T19:56:00.000+08:00

踏入2007年，一句“我国独立50年”成了时髦用语。独立的意义，仿佛通过标记时间的单位，变得宏大起来。人们未必能说得出50和49、51或其他数目字的实际差别，可是语言中和“年”有关的单位——秩（十年）、世纪（百年），让50所带来的心理效应，就是和49或51不同。

五秩，是回顾的立足点；半个世纪，也是展望的立足点。50，不是一个在时间上孤立的点，而是拖着过去的尾巴，连接未来的一条时间线。有人说在时间线上，我们可以从过去看见现在，从现在看见将来。那么，我们从过去看见了什么？我们希望将来会是怎样？

有人说从国民的人均收入而言，我们比过去富有了。有人说从国民的人均收入而言，一些过去比我们贫困的国家，如今远远超越我们了。当然，“能者之地”（马新一带人自创的Bolehland 之谓）的拥护者会反唇相讥：一些过去比我们富有的国家，如今被我们远远超越了。然而，国家发展一如学习，不进则退。若要靠别人的没落才能显示自己差强人意，从当下的50不难看见往后的100。

有人一番研究，得出我们不如人之处在于没有效率的执行者——公务员。公务员的效率问题，即使不算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与其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只是把球踢到一大群公务员的脚下，不知道由谁来接球，甚至让球不知所终，不如想想为何公务员缺乏效率，以及如何克服这一问题。

当我们举双手赞成赛胡先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1928-2007）在《懒惰土著的迷思》中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指责殖民主义者虚构对土著的负面描写，我们自己又是否在谱写一部《公务员无效率的迷思》？如果我们相信，公务员必然无效率，看看那些当年比我们贫穷而如今超越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也好，韩国也罢，无异于批判了我们的想法。

行笔至此，忽然想起了《墨子・兼爱中》说的“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就不知道能否把“细腰”换成“无效率”、把“黧黑之色”换成“怠惰之气”，然后将这个故事搬到我们今日的国土来上演？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构思，和社会上的一些怪像不无关系。在上位者对于行之多年的政策，依然要想方设法地证明它尚未成功。对于花费了30多年而仍旧不能实现目标，不但不引以为耻，还要很骄傲地宣布。效率早在这里被践踏得支离破碎。多个工程、计划，虽在超支、逾期和缺陷中“完成”，主事者不但无须承担后果，还可以声色俱厉地痛骂揭发者。过后，放下机密的布幕，要一切异议的调调画上休止符。效率的废墟里，加上了责任和廉洁的瓦砾。

50年来，我们给自己的国家铺设了怎样的格局？我们又怀抱怎样的格局来走未来的路？格局决定结局，只有处于正确的格局里，才可能落实完善的结局。就如当我们了解到种族政治是一条不归路，而数字至上的政治游戏是种族政治的帮凶，但是我们却无法或不愿跳出这样的格局，那么不论我们如何在这个格局里翻腾跳跃，终将跳不出这一座五指山。到底我们要选择让格局来决定我们的结局，还是改变格局来改变结局？

当年赛胡先阿拉达斯试图在大学里改变格局的举动虽然以失败告终，然而我相信他的举动留下了影响，至少它已经写进历史的篇章，给予后人典范。一位网上的朋友以《夸父追日》这首歌献给他，其实历史上许多尝试改变格局以追求更好结局的人士，都是夸父。夸父虽没能抓住太阳，但是他的手杖却化成了桃林，给后人遮荫挡雨，充饥解渴。格局，还是给他改变了。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2月11日

谢绝柠檬：开放信息与公民参与

2007-01-28T20:56:00.000+08:00

两周前，我借题发挥，以《大事小谈》栏友甘德政君在《猪的博弈论》一文中引用的“智猪博弈”为楔子，写了一篇《政治博弈》，对博弈论、执政党、反对党和人民在政治领域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没想到德政君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拙作中略略提及的“完全信息博弈”来个延伸，写了类似回应拙文的《政坛是柠檬市场》。本着“议论可以深入探讨课题、让人明理”这一信念，我愿意就几道相关的课题，向德政君请教。

首先是有关“柠檬市场”这一经济学中所谓的“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al information）的概念。正如德政君所说，“柠檬市场”之所以出现，是买卖双方掌握不对称信息的结果。然而，当德政君以“柠檬市场”说明长肉剂风波，说出“掌握最关键信息（猪肉是否含有长肉剂）的就是直接接触消费人的猪肉贩”时，就有商榷的余地了。

长肉剂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猪肉贩和消费人之间的问题，它还牵扯了猪只的饲养与屠宰。把矛头指向猪肉贩，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只有非法的屠宰场才会供应含有长肉剂的猪肉，所以猪肉贩不应该向非法屠宰场购买猪肉。然而，含有长肉剂的猪肉，必定来自非法屠宰场吗？若猪肉贩向合法的屠宰场买入含有长肉剂的猪肉，却把过错算在猪肉贩身上，这岂不是黑狗偷吃，白狗担罪？

再深入分析，猪肉贩和屠宰场之间、屠宰场和猪农之间，不也存在着“柠檬市场”吗？卫生部对准了消费人和猪肉贩之间的“柠檬市场”一刀切下，固然可以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但是整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另外的“柠檬市场”依然存在。

对于猪农使用长肉剂、非法屠宰场的存在，我们又有什么对策？猪农使用长肉剂和非法屠宰场的出现、猪肉贩宁可向非法屠宰场购买猪肉，这之间有没有经济、政策或法律方面的因素？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来管治这个行业？若有，为何允许问题恶化至如此的程度？以此观之，长肉剂事件不纯粹是“柠檬市场”的问题。

再说“柠檬市场”对比政坛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德政君的看法和他从文字间透出的政治立场显然是矛盾的。如果德政君认为当下的政坛是一个“柠檬市场”，那么目前政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岂不成了德政君口中的“柠檬”？德政君不时责怪华裔民众受到反对党的煽动而不理智地投票，导致华裔权益被削弱。可是综观过去三届大选，华裔的投票倾向却完全不是德政君所说的那么一回事。那么，华裔权益的削弱，和华裔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况且，独立至今多年，为何我们还要把自己的政治视角，局限在“华裔”而非更宏观的“公民”呢？

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政治冷漠，真的可以归咎于“柠檬市场”驱逐了优秀的政治人才吗？或许以下两则新闻能让我们有所体悟。第一则是董教总指教育部制订《2006-2010教育发展大蓝图》时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也没有注重华教的问题。教育部长对此表示，董教总从来没有正面看待过他所做的工作，否定教育部所作的工作是董教总一贯的做法。第二则是英国教育大臣将公布教育改革的建议，希望征询各界的意见。同样事关教育大计，官方看待民间参与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

若要国民不对政治冷漠，就让他们有更直接参与制定政策的机会；若要让国民更理智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就开放信息来促成开诚布公的议事氛围。有了充分的信息，就不愁“柠檬”会充斥市场了。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月25日

关注

2007-01-22T19:24:00.000+08:00

虽然这是一起民事案，但是它关系到部落格作为言论空间的意义、部落客的责任与法律规范的问题，甚至更宏观的言论自由议题。因此，仅以此文表示对相关事件的关注，并且肯定部落格作为拓展言论空间的意义，和对言论自由的支持。正如吾友猷荃所说：“法庭的诉讼，我们交由有关的专业人士以及司法加以判断裁决。但站在我国言论自由的角度，站在认可黄泉安先生开拓网络议论空间的角度而言，我们确实给予他各方面的支持。”

政治博弈

2007-01-14T19:13:00.000+08:00

上周本版的《大事小谈》栏友甘德政君以“智猪博弈”的例子来解说社会现象，再以猪肉含有长肉剂风波来分辨实干的“大猪”和取巧的“小猪”，进而呼吁（虽未明言）读者弃“小猪”、取“大猪”。本文无意就长肉剂风波评论谁是谁非，只是针对“智猪博弈”这例子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博弈论（Game Theory）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具有斗争或竞争的性质，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才足以构成博弈行为。涉及斗争或竞争的各方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考量，也有不同的方案来达到各自的目标或利益。除了分析本身各种方案的优缺点，还要考虑对手可能采取的方案。因此，最终方案的选择，是一个结构性的结果，它未必为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却必须是最合理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智猪博弈”中，大猪最终选择的不是等待小猪踩按钮这个对它带来最大好处的方案。

参与博弈的各方，处于一个赛局（Game）之中，赛局中方案的选择是一种对策，所以博弈论也称为赛局理论或对策论。以此参照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政治，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可以是一个赛局，政治行为可以是博弈行为。

用“智猪博弈”来理解政党政治，第一个疑问就是：谁是“大猪”，谁是“小猪”？答案显而易见，是掌握了执行权力的执政党。可是，若按照德政君在上周《猪的博弈论》一文里所说，哗众取宠的“小猪”往往混得比实干的“大猪”好，获得更多的掌声，则问题是为何各政党还要竞相成为“大猪”？

“智猪博弈”对这道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是成为“大猪”就掌握了决定何时和如何踩按钮的权力。然而政治学的复杂之处，已不是猪圈中踩了按钮就会从另一端掉出食物的食槽所能比拟的。因此，“智猪博弈”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只是政党政治下，各政党所采取的行动是否合理，是否能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反对党挑出问题来责难执政党，执政党倾全力解决问题，是政治这个赛局的规则。虽然人们可以抱怨提出批评比解决问题容易，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既然执政党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它就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解决问题。如果要反对党扛起解决问题的责任，无异于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让小猪去踩按钮，落得一个大猪通吃的结果。

除了用博弈论来探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妨用博弈论来思考其他政治问题。民主政治里，政府的决策是各个公民或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例如，决定私营化大道的建设与管理，以及私营化合约的内容，都存有博弈的成分。

合理的博弈成果本应追求涉及各方最大的均衡，若政府所代表的是人民，就更应该为人民追求最大利益下的均衡。然而大道私营化摆明了是一场人民是输家的博弈，那么代表人民的政府是如何进行这一场博弈的呢？吊诡的是，当年政府与大道公司签下合约期间的首脑，如今竟然云淡风清地说有关合约都是由相关部门的官员负责拟定，内阁只是按照原则通过合约，并没有研究合约内容。这样的说辞，不用靠博弈论解释，都要让人矫舌不下。

若再用博弈论来探讨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思考，到底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否是有约束力的合作博弈？是否是掌握一切信息的完全信息博弈？思考下去，我们豁然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人民完全处于劣势的博弈。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7年1月14日

历史不是平的

2006-12-25T01:43:00.000+08:00

上个世纪80年代，几个小学生在玩兵捉贼的游戏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当兵的“好人”是美国人，扮演贼的“坏人”是苏联人。那是冷战的时代，一个美苏二强明争暗斗的时代，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分化时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主宰了很多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小孩的心灵哪懂得世界的复杂，哪晓得展现给他们看的世界，只是布幕上的投影？

布幕以外的真实世界，又是怎样的呢？更进一步地说，真实的世界，到底是在我们前方的布幕之后，还是在我们的身后，抑或是在我们的头上、脚下？我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不只要去探索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也在建设与推动这个世界。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经历的事，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上出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过了当下就是历史。不同的人与事，在特定的时空背景里，谱写历史，建构历史的语境。不同的人、事、物，或分离、或交织、或重叠，呈现出来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面向的。在不同的角度和位置上检视历史，就会是横看成峰侧成岭了。若不变换自身所在的位置，不更换检视的角度，还在检视的时候在面前放上一面滤光镜，得到的会是怎样的历史观点呢？

新闻部长再努丁把抗日纪念碑理解成（马来亚）共产党纪念碑，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观点。这一历史观点陷入了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抗日军等同于马共，第二是用二元的思维来评价马共。

对于第一个误区，关键的思考应该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抗日战争。且不管马共是否是二战时期的抗日军主力，也先不说当年抗日军是否是马共的前线代表，或抗日军是否有其他非马共的成员，我们应该问的是：抗日是否是值得立碑纪念的历史事件？除非我们赞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除非我们支持日本当年对我们的殖民统治，除非我们对3年8个月的苦难不存恻隐之心，否则我们找不到不可立碑纪念这段历史的理由。

如果我们是基于马共在抗日军的主要角色而否定立碑纪念抗日的意义，那只不过显示了我们因人废言的价值观。若是抗日要排除了马共才有意义，试问我们的价值选择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难道足以凌驾反战、抗战的意义吗？

至于第二个误区，关键的思考应该在于我们如何看待马共的历史角色。或许在再努丁看来，因为二战后对抗马共的历史事实，所以凡是和马共有关的就要反对到底，包括马共在抗日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充斥着国内政坛，再努丁反对立碑纪念抗日只不过是这种思维的再次体现。

再努丁的逻辑就有如因为拿督翁退出巫统而否定他带领成立巫统的贡献。同理，不论马共在二战后的所作所为如何，它在抗日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马共在二战期间抗日，马共也在二战后采取武装政治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以巫统为主的联盟和后来的国阵，已经在和马共的斗争中获胜。历史已经选择了这场斗争中的胜利者，胜利者也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让失败的一方也在历史中留下一点痕迹又何妨？

历史不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它是九曲十八弯的长河，它是远近高低不同的山岳，它是广袤的沙漠、草原、森林、海洋……唯有宽宏的心胸，才足以容下历史。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24日

在差异中交汇

2006-12-18T00:27:00.000+08:00

据报道，中国正进行一项名为“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研究。领导这项研究的吴友富教授表示，由于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认识有偏差，因此在重塑中国的形象品牌时，应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积极元素，重塑出能够真正代表当今中国形象的标志物。

其中，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形象代表性标志的龙，在西方世界却是霸气和攻击性的象征，结果让不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联想。如此的看法引来了这样的猜测——“其他动物将取代龙成为象征中国的图腾”。一直以来，中国人自诩为“龙的传人”，龙将被取代的传言自是吹皱了一大池春水。不过，吴教授否认了这一传言。

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争论，龙和英文的dragon之间如何翻译的问题。龙作为一种象征，在东西方文化里却具有相悖的含义，注定了这是一道难解的题目。所谓象征，是用具体的人、事、物或图形来标示某种意义。象征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充满了历史与文化的积累和想象。脱离一种文化的氛围来解读这种文化里的象征，终归要踏入误读的区域。

从技术性的如何翻译下手，或策略性地塑造新的象征，固然是一种尝试舒缓问题的方式，可是应对文化差异的方式，绝非如撤换损坏的水管那般，只是工具性的问题。龙的形象在西方文化里所产生的联想，不会因为不把龙翻译成dragon而消失。至于为了迁就西方人的文化观点而刻意改变自身的文化，只不过是削足适履。况且世界上的文化是如此的多元，这种为了迁就他人而刻意改变自己的方式，是否实际呢？

无巧不成书，国内之前因为有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挥舞和亲吻短剑而引发的一番争论，也把龙给牵扯了进来。有人辩称，“克利斯”短剑是马来民族的文化象征，不能把挥舞和亲吻短剑的举动看作是暴力的宣扬。就有如龙是华人的文化象征，在其他宗教里却是撒旦的化身。因此，这纯粹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这么说来，不同的文化是否就必然处于一种相对的状况之中？不同的文化是否仅仅能满足于各自表述的状态？或者在接触的过程之中，只能持有一种对象征的诠释？我们能不能让西方人理解，虽然他们想象中的龙是邪恶的，但是东方的龙却可以是祥和的象征？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接受短剑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象征，只要它不是沉浸在一片暴戾的叫嚣和对血的呼唤之中？

差异的文化频密地交汇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有人因为害怕交汇的结果而囿于自己的天地抱残守缺；有人为了交汇的结果而放弃自我。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但它确确实实地在发生着。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有最好和最多的沟通管道。然而，我们也处于一个最危险的时代，因为那最好和最多的管道不一定散播着最好最正面的思想。

或许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信念：交汇是为了丰富多元，不是消灭多元。以尊重为基础、以沟通为管道、以包容为原则、以诚恳为态度、以倾听为方式、以欣赏为眼光、以接纳为心胸、以恻隐为情怀、以理解为任务、以和谐为目标、以自省为动力、以进步为自豪……

放眼今日的世界，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没做到的也很多很多，可是我们不该做的，却已经太多太多。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17日

历史的选择

2006-12-03T20:18:00.000+08:00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中流砥柱、自由经济的大力提倡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于11月16日逝世。作为一代大师，弗里德曼不但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知识财富，他的主张也深深影响了世界。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新古典派经济学，强调的是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克服失业、通货膨胀、不景气等问题。政府对经济应该采取放任的态度，把干预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和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

传统上，人们认为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主张的政府通过积极干预，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增加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对于带领世界度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居功甚伟。可是，弗里德曼却认为正是政府不必要和不当的干预造成了大萧条。

这两派的学说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经济理论无不建立在一些假说之上，而这些假说能否确立又受到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所影响。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面对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时，世界各国的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而达致相似的结果。采取同样策略的，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所采取的策略和所达致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为何，更存在着如何诠释和理解的问题。

以大萧条为例，到底其成因是凯恩斯认为的市场出现投机风潮导致需求不足，还是弗里德曼认为的政府错误的管制导致市场的恐慌？再以1997至19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为例，其成因和解决方案也有很大的争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利是弊，至今还有争论。

这又牵涉到了哲学上所谓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有没有哪一套理论或学说是能够完整解释它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而又放诸四海皆准的？有没有哪一套方案是可以解决它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又无往而不利的？若有这样的理论、如此的方案，而人类又已经发现它们、有能力落实它们，那是否意味着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所说的“历史之终结”的实现？

价值观的分歧是社会无可避免的特征，这就注定了社会个体行为的独特性质。个体行为和其综合的效应在具体的社会里及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可以事后解释多于事前预测的。每个人因思想的指导或情绪的影响而选择某种行为，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和行为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历史网络，通往可预测却不能确定的将来。选择站在怎样的位置、选择走向哪里、选择如何走向目的地，在历史的网络里有无数的可能，因为有太多的选择，还有太多的因素影响选择。

有人说弗里德曼的学说创造了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世界的经济繁荣景象，弗里德曼谦称希望自己的学说对那有所贡献。不过，他还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可是这并非动力，像我们这种人能做的就是持续公开这些观念，然后静待这些观念为人接受。” 这和儒家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正是遥相呼应。

是的，一种观念的正确与否，看的不是提倡的力度。历史终会对我们的观念做出交代，给后人应有的启示。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2月3日

真相

2006-11-19T23:20:00.000+08:00

土著的企业股权占有率，到底是18.9%、36.64%，还是45%？单单看新闻标题，这样的数据会让人越看越迷惑。只为了寻求一个简单答案的人，和只愿意听见一种声音的人，必会想方设法去突出自己想要的数据是正确的。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以情绪化的语言去贬低不同的意见，或倚仗权威的地位来否定他人质疑的权利。

在讨论谁是谁非之前，且让我们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的体重，可不可以同时是60公斤和10公斤？答案当然是——可以。

为什么可以？答案也不是单一的。例如，它可以是因为使用了两个称来称量体重，而其中一个称坏了，甚至两个称都坏了。排除称的技术问题，测量地点也可能是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同一个人，在月球上的体重就只有在地球上体重的六分之一。60和10 的差距，是星球引力的问题。60或10，是不同条件和语境下的真相。

回到土著的企业股权占有率这个课题上，不同的数据，主要是统计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学术研究或调查因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原本就稀松平常。结论可信与否，则和方法是否恰当及方法使用得是否严谨密切相关。这两点往往就是争论的重点，其重要之处，甚至可以超越结论本身。

任何的研究和调查，不可以有不容置疑的声明，只有是否经得起质疑的考验。研究和调查的方法本身，不是确立结论正确与否的充分条件。方法的选择、使用的过程，必须经得起质询，才能提高结论的可信度。

可信的结论就等于真相了吗？别把这个结论下得太早。可信的结论或许是部分的真相或真相的部分，却未必是真相的全部，也未必是全部的真相。是以，我们不只要the truth，还要the whole truth，也要nothing but the truth。

然而，我们能够把复杂的世界和社会现象，用统计数字完完全全地重现出来吗？这一带着哲学意味的疑惑，不犹是探索真相过程中的另一种旨趣。把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暂放一旁，从社会研究的意义来说，把社会现象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是危险的。尤其是当数字被抽离出学术的框架之后，数字可以只是任人操弄的工具。

今天，人们关注数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18.9%意味着目标尚未达致，所以政策还要延续，甚至加强？虽说地球是圆的，理论上向南出发也可以到达在北方的目的地，但是若要从吉隆坡去东京，又何必坚持向西航行？更何况航行了多年却始终只是在大海上遥遥望见非洲大陆？

即便是抵达了目的地，那又代表着什么？45%代表着政策光荣地、超标地完成了使命？45%就一定强过10%吗？100的45%只不过是45，1000的10%却是100的100%。45%看起来是亮丽的数字，背后隐藏的疑问是：去掉了%的符号，实际上我们拥有的是多少？

36.64%也是如此。它可以是100个人各自享有0.3664%，又或者是一个人独享36%，另外的99个人共享剩下的0.64%。

这么说来，统计数字还有多少可取之处？或许，我们不妨把一个个的统计数字看作一片片的拼图，而且是散落各处的拼图。人们所要做的，无非是竭尽所能找出相关的拼图，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虽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砌上不相关的几片拼图，或砌错了位置，甚至到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拼砌完成的一幅图画。可是，那些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只是拿到了一片拼图，就以为那是整个世界。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1月19日

信息社会与资源共享

2006-11-06T00:30:00.000+08:00

把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来研究，始于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他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被视为最早让信息社会的概念普及化的著作。之后，日本人创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化这两个词汇，并逐渐取代了“后工业社会”的说法。

在工业社会，经济的三大生产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和物资与能源。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是主轴，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知识经济不意味着资本、劳动力和物资与能源已经无用武之地，只不过这些生产要素会经过信息化的过程，使之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信息与知识的管理无疑是这个过程里的主要工作，而电脑和网络则是主要的工具。

信息和知识管理改变了许多传统的作业方式，也挑战着传统的观念。传统上，经济要素是属于实体的、易于掌控的。信息化之后，经济要素成了虚拟的数据、抽象的知识。网络的普及，更让信息和知识的流通更快、更难以控制。

理论上，信息和知识是越多人共享越能提高其价值。然而，“独享”是传统经济对生产要素掌控的需求，“共享”是信息社会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想境界，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对资源的拥有方式有着不同的心态。虽然信息社会不意味着绝对的资源共享，特别是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如果人们依旧以独享的心态来看待共享的呼声，那是忽视了信息社会的特质。

信息技术日益先进和普及，导致了不少人对信息系统的迷思，以为有了信息系统就可以克服一切管理上的难题。这样的迷思造成盲目地开发信息系统，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管理的累赘。引起这一恶果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缺少了资源共享的心态。

例如，同一家公司里的不同部门，为了应付部门内的事务而同时开发人力资源的信息系统。不同系统所要管理的信息或有不同，却总有重叠之处。建立不同系统来管理这些信息不但浪费了开发系统的直接费用，往后系统的维系更是沉重的负担。对员工而言，应付不同系统的需求又何尝不是一种苦差？

从技术层面而言，这是各部门缺乏沟通与协调的结果。可是，信息系统的其中一个优点，不就是为了通过信息流通来促进沟通的吗？如果信息系统的开发反而突显了沟通不良的问题，那不是一种讽刺吗？

为了落实信息社会，许多国家的政府走上了电子化的浪潮。上述各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在这股浪潮之中并不少见。就以我国的大马卡来说，它具备了身份证、护照、驾驶执照等功能。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涉及的各部门相互脱节的事件时有所闻。此外，各部门之间在开发信息系统的过程之中，似乎也没有显示出完整的资源整合与共享概念。

从这些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理解多媒体超级走廊提出10年而至今举步维艰、成效不彰的滥觞。这个计划的落实，所缺乏的正是对信息社会里，开放、自由、共享这些基本信念的拥抱。

提出一套完整的框架，让信息自由地流通，成为整合资源的纽带，实现资源共享的好处，不但是让多媒体超级走廊走出困境的良方，也是让国家步上信息社会正轨的推动力。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1月5日

教育与国民整合

2006-10-29T19:20:00.000+08:00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总会根据某些特性把一群人结合起来，同时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这些特性可以是血缘、地缘、业缘、信仰、文化、肤色、语言等。处在拥有相同特性的群体里，人们会感到比较自在，更容易获得归属感。

一个社会为了和其他社会区分开来，就需要寻求这个社会的特性。然而，若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由多元群体所组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特性应该以哪个群体为主轴？不论是以单一群体的特性作为社会共性的同化论，还是根据各个群体的特性来建构社会共性的融合论，两者都难免要面对群体特性之凝聚力的抵抗。

建立社会共性与维系群体特性之间的张力，带来了许多备受争议的观点。由于教育往往被当作推行社会工程的工具，这一张力就常常在教育层面表现出来。在国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同源流学校妨碍国民团结”之类的说法。别以为这只是国内才有的课题，至少英国近来也有类似的争论出现，只不过争论点是信仰而非语言。

英国政府计划规定，在英格兰新建的宗教学校，必须保留25%的学额予其他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的学生。英国教育大臣约翰逊表示，年轻的学生是最没有偏见和最不会歧视他人的，因此学校就成了防止社会分化，跨越民族和宗教藩篱的独特场所。

无可否认，防止国民分化、促进国民整合的目的是良善的。不过，这一计划中的规定毕竟牵动了群体特性的神经，受影响的单位自有其顾虑。

伯明翰天主教大主教尼克斯认为这样的规定既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又不可行，也违反实证。他说，新规定似乎意味着放任宗教学校录取学生会分裂社会。可是，天主教学校平均录取30%的其他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的学生，新规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

一位犹太教中学的校长说，犹太人的社区很小，因此必须维持它的特性，而学校就是为年轻学生塑造他们的犹太特性的地方。不过，他们无意向他人宣扬他们的特性。虽然如此，犹太学校也符合国家教育的需求。

英国穆斯林理事会里掌管教育委员会的塔希雅南表示，新规定犹如把两个人锁在同一个房间里，并不是整合国民的唯一或最佳方式。

相对于其他宗教，英格兰圣公会则对新规定抱持认可的态度。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不论是认可还是反对新规定，或是有所保留的人士，都不会认为单靠这一规定就可以达致国民团结，同时他们也不反对宗教学校录取其他信仰或无信仰的学生。实际上，25%的规定并非非得达到不可的配额（固打）。若社区内的需求无法填满25%的学额，有关的学额也不会被空置。此外，社区也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并由教育大臣派员调查。

除了规定学额，英国政府还打算在不同宗教的学校间推行交流和交换计划，以及把更多非主流的宗教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由政府来资助这些学校。

国际间人员的流动日益频密，造就了更多多元的社会。通讯的发达促使多元群体之间的接触更频繁。对内的凝聚交织着对外的排斥，对外的融合牵扯着对内的稀释，多元的整合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最怕的是，整合成为打压多元的堂皇借口。

或许我们应该紧记，整合的基础在于认知、了解并且认可“他者”的存在，然后培养与“他者”沟通的意愿、学习和“他者”沟通的方式、掌握同“他者”沟通的能力。这才是国民整合教育的精髓。

原载《南洋商报•时潮版》2006年10月29日

买卖之间

2006-10-24T19:11:00.000+08:00

2001年，马华公会通过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业集团，不但在党内引发了支持和反对收购的两个派系之间的激辩和纠纷，也在我国中文传媒圈子以至于华社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5年后，马华公会中委会批准华仁控股脱售南洋报业集团的21.02%股权予益思私人有限公司。由于益思私人有限公司的老板丹斯里张晓卿也是星洲媒体集团的主要股东，这又引起了中文媒体被垄断的忧虑。

5年来的一买一卖，所带来的争议和所产生的影响，让人感触良多。5年前，马华公会内支持和反对收购的意见是泾渭分明，如今脱售的决定却是口径一致。只是当年的主角而如今已淡出的几个人物，似乎心结未解。

5年前，政党收购报章，人们担心的是民办报纸变成党报，人民喉舌变成政党的传声筒。如今，进行收购的是媒体大亨，人们担心的是新闻和言论空间缩窄，多元视角不再。此外，新闻从业员的职业保障和福利，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注这些课题自有其重要之处，然而若我们只是针对特定的发展而做出回应，不但不能釜底抽薪，还很容易跌入对人不对事的争论之中。就以政党收购报章来说，我们固然可以视它为政党控制传媒的企图，可是它毕竟不是政党和媒体结合的唯一模式。即使媒体不为政党所拥有，媒体本身也可以有政治立场和倾向。

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政党收购报章或媒体，而是新闻和言论空间是否容许不同的立场和意见共存。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提供人民或读者选择媒体的机会，也提供媒体自由传播的权利。在这样的空间里，媒体的背景是其次，媒体的素质才是成败的关键。

要落实这样的环境，自由竞争和反恶意垄断就成了重要的问题。经营者集中是垄断的一个现象，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并购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环。并购可能导致垄断，反对并购却也可能妨害市场的健全发展。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其呼吁某方面不要并购同行，不如制订健全的反垄断法，建立完善的机制以防止会导致恶性结果的并购。

如此的反垄断法，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业，而是就整体的经济环境而言。它的重要之处，不只在于维护自由经济，也在于维护消费人和就业者的权益。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0月24日

排行榜的误区

2006-10-17T19:15:00.000+08:00

从2004年开始，国内大专教育领域总会在10月份的时候躁动起来。事关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会在这个月份公布世界大学排行榜，许多评论也会接踵而来。

2004年，马大排名89，理大处于第111位，可谓是好的开始。于是，我们梦想着将来能占据50名以内的位置。隔年，马大剧降至第169名，理大跌出榜外，举国哗然。今年，马大再跌至192的位置，反观国大异军突起，从2005年的第289名骤升至第185名。

国内大学排名的起落犹如过山车，国人心情的起伏也跟着被牵动。然而，若我们只是随着排行榜的指挥棒起舞，只着眼于名次的起落来做出各种推论和建议，就很容易掉进各种误区。

例如，当2005年马大和理大排名跌落的时候，有人归咎于大专法令，有人把校园选举的课题也牵扯进来。今年马大排名再降，同样的指责再次被抛出来。很明显的，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士，并不了解排行榜的规则，也使自己掉入逻辑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果大专法令和校园选举课题等是影响排名的主要因素，那么为何马大和理大在2004年有好的排名？为何国大能在2006年连升104个位置？从2004年到2006年，大专法令和校园选举有什么改变？这些改变如何影响排名的起落？最难解释的还是，同样的法令、大同小异的校园选举，为何国大升、马大降？

马大和理大在2004年与2005年排行榜上名次的落差，主要是因为2004年时，负责排行榜的调查公司，把大学内的华裔与印裔学生和教员，当作国际学生和教员来处理。此外，2005年时调查方法的改变也是导致排名下跌的因素。

大专法令和校园选举都是和大专教育息息相关的课题，不过人们最好不要把它们和大学排行榜绑在一块儿来谈。尤其是，不要简单地以排名的起落作为非议大专法令和校园选举的论据。如果只是为了改善排名，还有许多迎合评分标准的方法，大专法令和校园选举的争论，恐怕不容易沾得上边。

在此列出一些排行榜上的数据，以便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到底所谓的排行榜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显示我们和“一流”的距离在那里。

大学	年份	同行评价(40%)	雇主评价(10%)	国际教员(5%)	国际学生(5%)	师生比率(20%)	论文被引用(20%)	得分
哈佛(1)	2006	93	100	15	25	56	55	100.0
剑桥(2)	2006	100	79	58	43	64	17	96.8
国大(185)	2006	32	22	9	6	25	0	29.2
马大(192)	2006	33	14	10	7	24	1	28.6
马大(169)	2005	33	0	12	7	8	1	23.5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0月17日

择善与固执

2006-10-10T20:32:00.000+08:00

《中庸》里提到“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里涉及了择善和固执两个行为。不论是择善而不能固执，还是所择不善却固执，都可能带来祸害。前者是缺乏决心，后者则是决心用错了地方。

例如，当初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提出改善警队运作与管理的报告书，这是择善的举动。然而，报告书提出了一年多，人民似乎还看不到实质的成果。报告书建议的三个主要目标：减少罪案、铲除贪污、遵守人权与法纪，政府是否依然“固执”？

一宗又一宗的罪案让民众人心惶惶，铲除贪污的方法只是让警员佩戴反贿赂的徽章，让公众投诉警员滥权的独立委员会迟迟无法成立起来。凡此种种，难免让人民因为择善与固执之间的落差而失望。或许政府依然择善、依然希望可以固执，不过少了实质的成果，就少了“诚”让人感动的那一份力量。

再看看听真话这一个择善的举动，当初也是让人民怀抱希望。不过，当听真话和不能说话吊诡地同时出现，择善和固执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看到揭发社会弊端的真话不能说（或至少不能公开地说），为了消除疑虑的对话也不能说（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人关上门来说），人们总会心生疑窦：怎么听（说）真话有这么多的但书？

或许为真话设下可说及如何说的限制是考虑到社会的“脆弱”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然而，一些不晓得是不是真心话，但很不可能是真话，却冲着社会“脆弱”神经而来的言论，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出来。或许除了可说及如何说的限制，真话还有“谁说”这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可怕的是，不但择善和固执有矛盾，固执和择善也有很大的距离。那些一再渲染煽动性言论的人士，他们的举动不可谓不固执，不过却是错置的固执。这些人虽然可以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的固执是为了民族社稷，但是他们的固执必须受到是否建立在“择善”这个前提的检验。

检验是否“择善”的指标是什么呢？还是回到《中庸》所说的“诚”上去——“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简单来说就是回归真。立于真，选择善，追求美，这不就是人之道、国之道吗？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0月10日

先对症后下药

2006-10-03T18:50:00.000+08:00

内阁体育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在伦敦建立体育中心的四个理由：
（一）作为国家青年足球队的培训中心，通过与欧洲的足球俱乐部比赛，训练出在国际赛竞争的能力。
（二）作为各国家队的短期训练中心，并接受专业教练的训练。
（三）提供一个长期有赛事的竞争环境，让我国运动员提升水平。
（四）作为我国选手参加国际赛事的中转站。

理由固然有了，但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对症下药、能否药到病除，还有轻重缓急的考量，才是关键之所在。

综观四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并不属于体育中心的必然价值。试想想，若参赛地点在澳洲或日本，“中转站”的用处根本派不上用场。即使有些赛事在欧洲举行，为了几个赛事而长期维持这样的一个中转站，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值得的。

第一和第三个理由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基础——良好的竞争环境。因为要和优秀的对手竞赛，我们的选手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在这样的环境里，输给对手只能自叹技不如人，不能指责别人把我们的选手边缘化。

这个基础是正确的，但是从这个基础到在伦敦建立体育中心，还有数个疑问。例如，如果缺乏良好的竞争环境是我们的选手表现不佳的原因，那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内不具备如此的条件？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善国内的竞争环境，而不必远渡重洋地求诸于外？如果我们的选手不具备积极面对竞争的心理，外在的竞争环境会有多大的效用？

再者，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优秀的竞争或训练对手，应该选定伦敦，还是根据具体的体育项目，做出适当的安排？例如，乒乓、跳水这些项目，大可在中国找到更好的竞争和训练对手。就算是足球青年队，我们又能多常和顶级的欧洲对手一起比赛或训练？

至于说专业的教练，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优秀的教练不肯来，还是付不起或不愿意付出高昂的教练薪金？又或者是我们不尊重教练的专业？请优秀教练短期训练我们的选手固然好，但是既然是短期的，还需要一座中心吗？

一座体育中心要解决那些体坛的问题？为什么在伦敦？为何在国家经济不太宽裕的时候建？建立、营运、维持中心的花费是多少？预期的成果是什么？针对许许多多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理由似乎太多，研究似乎太少。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0月3日

信仰和理性

2006-09-26T22:14:00.000+08:00

教宗本笃十六世9月12日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演讲引发全球穆斯林的抗议，也带来不少的议论。议论之中，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若能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其实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智慧。反之，非理性的议论、情绪化的谩骂，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更会加深误解。

在这件事之中，许多人坚持要教宗道歉。然而，若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么教宗的道歉并不算问题的解决。

教宗的演讲，是在会晤科学界人士时作出的。他的演讲以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为主题。被视为冒犯穆斯林的言论来自演讲中引用14世纪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帕莱奥洛古斯与一位波斯穆斯林学者的谈话。曼努埃尔二世说：“给我看看穆罕默德带来些什么新东西，你只看到邪恶与非人道，比如他要求用剑去传播他的教义。”

这段话本就十分具有争议性，加上教宗没有在演讲中明确地加以反对，还用“博学”来形容曼努埃尔二世，就难免让这个课题雪上加霜。虽然这只是一段引用的说话，但它的确是对伊斯兰教的莫大不敬。以互相尊重为前提，教宗对穆斯林道歉有其意义。

无论如何，教宗的道歉不应该阻止人们继续探讨这一事件。例如，为何曼努埃尔二世如此批评伊斯兰教？其实，教宗在他的演讲中已经表明，有关的对话是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围困期间 (1394-1402) 进行的。因此，曼努埃尔二世对伊斯兰教的敌意自有其背景。教宗也提醒，波斯学者的说话并没有详细的纪录。

曼努埃尔二世还解释了为何用暴力传播信仰违反了神和灵魂的本质，因为神不会因血而喜悦。若要引导他人接受一种信仰，需要的是条理分明的说话能力和慎密的推理。要说服理性的灵魂，不需要强壮的臂膀、武器或死亡的威胁。这一部分是教宗演讲的主题，却因为上述的争论而被忽略了。

整理有关对话的迪奥多•寇利 (Theodore Khoury) 教授认为，因为希腊哲学的影响，对拜占庭帝国而言，理性和神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是，在伊斯兰教中，神的意志超越人的理性。寇利教授的观点关系到比较宗教学，值得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

在要求教宗道歉之余，我们是否应该更全面地思考，信仰和理性的关系，以及对话的意义？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26日

风吹过

2006-09-23T23:19:00.000+08:00

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会选举，匆匆上演、匆匆落幕。整个过程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关注的人有多少？关注校园选举的人，又在纷纷扰扰之后，学到了什么、教育了群众什么？

近年来，校园选举出现了“亲校方”和“亲学生”的标签，为对立派系的候选人分门别类。犹记得数年前，校园选举还有一项“候选人不得组成派系”的规定。如今，“亲校方”和“亲学生”这类标签的出现，无疑是间接地否定了有关的规定。

到底校园选举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若有，为何不再执行该规定？若无，为何当初执行该规定？如果校园选举是让学生实践民主制度的机会，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让选举在明确的条例下进行。在混沌中举行的选举，何来实践的价值？

再看看“亲校方”和“亲学生”这两个标签的意义。“亲”的含义是什么？衡量两个阵营“亲”校方还是学生的指标是什么？是政治立场还是“政纲”？若是政治立场，那么“校方”和“学生”分别代表怎样的政治立场？谁能说全校数以万计的学生有着共同的立场，可以让一个阵营来“亲”近？若是“政纲”，两个阵营的主要“政纲”是什么？有什么具体和关键的分别？

说穿了，划分“亲校方”还是“亲学生”两个阵营的依据，在于是否是校方所属意的人选，以及某些候选人的政治倾向。问题是，不是校方所属意的阵营，难道就是学生所属意的吗？把“亲学生”当作“亲校方”的对立面，根本就模糊了双方的分野，而“学生”在这个标签里就没有实质的意义。

另外，校园选举期间也不时传出负面竞选手段的传闻，如匿名信、恐吓电话、造谣手机短讯、诬蔑传单、肢体冲突等。校园选举中出现恶劣的竞选手段让人不齿，可是所谓的“受害者”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来回应？上述恶劣的竞选手段都足以构成刑事罪，最好的回应方式不就是响应国家原则的第四条——遵从法治，从执法和司法两方面下手吗？单靠舆论，只会落得一起事件，各自表述的局面。

恶劣的竞选手段之所以难以根除，和学生 (人民) 的素质也不无关系。为什么人们容许候选人只说对方的坏话，而不要求候选人说出并落实他们的承诺呢？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校园选举只不过是一阵风吹过，风过了无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23日

真的是这样吗？

2006-09-19T23:18:00.000+08:00

一种语言包含了一种世界观，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就活在这个语言所建构的世界里。当然，一种语言所建构的世界，又会随着它的应用而变化。例如，“黑”在某些群体当中意味着邪恶、丑陋，但是在另一些群体当中，“黑”却可能是神圣、美丽的象征。

放眼今日的世界，在一些特定的论述下，某些人视伊斯兰教为洪水猛兽、某些人把以色列当作天生的敌人。这些论述，或有意识，或不刻意，都有其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背景。放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不同的族群对于“母语教育”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不同源流的学校妨碍国民团结”就是一套值得我们思考的论述。这套论述在国内，尤其是马来社会有着一定的“市场”。对此提出批评和回应的人士也不在少数，但是至今支持和反对它的两派人士仍然壁垒分明。

或许我们有必要探讨类似的论述的起源和原因，以及政治人物一再“推销”这些论述的现象。最近的一单事件就是高教部长表示，不允许设立单一民族学会，理由是单一民族学会会分化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

撇开自由结社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谈，校园内的单一民族学会真的是分化国民的原因吗？若校园范围内的单一民族学会会分化国民，那么国家范围内的单一民族政党，对于团结国民，又有什么贡献呢？

不论是过去的联盟还是现今的国阵，成员党都是单一民族或以单一民族为主的。人们能不能一方面推崇这样的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却指责校园内的单一民族学会呢？难不成要一根手指指着他人，三根手指指向自己？因此，由这套单一民族学会分化国民的论述所建构的世界里，就出现了矛盾。

“国民不团结”和“团结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争议的命题，“为何国民不团结”和“如何让国民团结”更不可以轻率定论。不了解问题的根源，不从根本对症下药，即使解散了国内所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团体，要分化的国民依旧可以有分化的方式。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问题的根源，是出自于单一民族的团体，还是单一民族的思维，又或者是单一民族的心胸、单一民族的眼界、单一民族的政策？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19日

那又怎么样？

2006-09-12T17:46:00.000+08:00

社会现象往往是抽象的。要让抽象的社会现象具体地显示出来，就得有一套客观的描述方式，来展示现象的存在形式。数据就是这一套客观的描述方式。因此，有人说数据会说话，而很多时候我们也确实需要数据来说真话。

不过，数据并不是社会现象本身，它只不过是反映了社会的现象。而且，数据得经过处理，才能反映社会现象。同样的材料，经由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数据。

明乎这个道理，在谈论数据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对产生数据的材料、获得材料的方式、处理材料的方法有所了解，才能够从数据看清社会现象。否则，所谓的数据只不过任由人们操弄的口号。

国内不少政治人物爱挂在口边的“让土著拥有30%股权”的目标，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数据。股权的计算，根据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还是公司的市值？甚至是“土著”和“拥有”的定义，也是决定数据的关键。

再说近来被提起的各族收入比率，同样是一个缺乏实质意义的数据。据称，目前国内马来人对华人的收入比率是1比1.65，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时把这个比率提升至1比1。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就是几个数目字，产生数目字的过程，依然隐蔽在布幕之后，不得检验。像这种不能清楚反映社会现象的数据，显然无助于人们了解社会的真相。

另一方面，数据虽然可以反映社会现象，却未必能够解释现象的根源。即使上述的各族收入比率是正确的，但是有关的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知现象的根源，要如何制定改变现象的正确方案？

再让我们思考，提出这个数据的人士，一方面指出该数据从过去至今显示了改善的趋势，意味着马来人的收入改善了。可是，同样的人却也提出槟城马来人被边缘化的吊诡言论。若马来人收入改善和马来人被边缘化这两套说法同时成立，那就说明了马来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因为当一部分的马来人被边缘化时，只有另一部分马来人的收入大大地增加，才可以出现整体马来人收入改善的数据。

不论是股权的拥有，还是收入的比率，毕竟只是局部地反映社会现象。如果对这些数据的追求，无法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使最后数据落实了，那又怎么样？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12日

批评与教育

2006-09-06T17:44:00.000+08:00

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小至家庭，大至学校，教育的目的、理论、方法、规划，让人们不曾止歇地争论着。教育既涉及为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也关乎为学者理解、应用、成长的问题。此外，社会与文化背景，也和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文化背景而言，华人传统上认为“教不严，师之惰”。这导致了教师严格对待学生的态度。在西方，自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联系起来之后，一种普遍的认知是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人们提倡的是诸如爱的教育这类观念。

以上两种看待教育的不同角度，往往被简单地对立起来。比如，近些年来深受欢迎的赏识教育，就要求家长或教师，以乐观的心态，发掘孩子的潜能，并且多赞美和表扬他们。

然而，一旦赏识教育矫枉过正，就很容易变成只容许赞美，不接受批评的教条。批评本来就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让被批评者了解自己的错误，进而改过。学生犯错时，教师固然可以委婉地劝导，但又何尝不能严肃地批评？一种对此的典型辩解是，批评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问题来了，为何批评一定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呢？说穿了，是我们本身对批评抱持了错误的负面态度。我们习惯于把批评和诋毁、羞辱、讽刺、挖苦等行为等同起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面对批评面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认定对方怀有恶意。有了这样的心态，即使批评的内容理据充分，被批评者也不会省思自身的问题。

除了批评者的意图，批评者的措辞和语气是另一个被攻击的对象。的确，严厉的措辞和语气会让人不快。可是，只要批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提醒或指正为目的，以就事论事为态度，我们又何必对措辞和语气耿耿于怀呢？批评的内容和措辞、语气之间的主次之分，是要弄分明的。

在教育中排除了批评，就难以明确地树立是非价值观。不能面对批评，就难以面对挫折和失败。不愿接受批评，就难以推广理性讨论各种社会议题的风气。犯错的人若可以逃离批评，那他又何须担当应该负起的责任？

正面地看待批评，是当下需要进行的社会教育。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6日

隔山打牛牛不伤

2006-08-30T22:22:00.000+08:00

武侠小说中有一门神乎其技的功夫，叫做隔山打牛，发功者可以用气劲隔空伤敌。原本以为这只是小说家天马行空的创作，不过想不到现实中竟然也有晓得隔山打牛的人物和门派。

野新区国会议员莫哈末赛益和关税局，从今年5月份开始，就不断通过国会和媒体向对方放话，互揭疮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风波、恐吓短讯、充公名车低价出售予特定人士，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善忘的人们刚要淡忘这些事件，较劲的双方却又再发功撼动人们的神经线。

通过媒体揭露社会弊端，不但没错，还值得提倡。在国会发言揭发行政弊病，不但应该，更是国会议员的本分。让大众的目光投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掀开地毯让大众看到底下的龌龊，媒体与国会的角色本该如此。

暂且抛开间中是否涉及个人恩怨的问题，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的确关乎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让人费解的是，双方似乎满足于隔空叫阵的比拼，却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迹象。相关的执法单位也没让人民看到它们是否采取了行动来调查这些事件，更别说调查的结果如何。

执法单位的怠慢，让双方不断提出更多的内幕消息。例如，关税局防范组主任阿德南阿里芬就向《新海峡时报》表示，莫哈末赛益传出具有恐吓意味的手机短讯给他。莫哈末赛益反过来表示，有关的短讯内容是提醒关税局，如果该局继续搜集证据来证明他的错误，他会在国会揭发关税局的弊端。莫哈末赛益还指关税局曾要求他不要在国会揭发该局的问题。

收到恐吓短讯为何不报警，由警方来处理？是对警方没有信心吗？若某方面的确犯错，关税局为何不应该在职责范围内去搜集证据？那是说关税局不应该对特定人士“下手”吗？关税局的执法工作和国会议员的责任，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吗？

双方的比拼绵延数月，似乎彼此身上都有抖不完的弊病。弊病一个个往下掉，却不见执法单位出来清理。这种把国家弊病摆在众人眼前，执法单位却无动于衷的现象，是要对人民传达什么讯息呢？是执法单位无能为力、国家的法律不可行、还是“刑不上大夫”？执法单位不行动，法律的意义在哪里？法律的威严何在？

隔山打牛牛不伤，法治这座大山却早已遍体鳞伤。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8月30日

任意诠释的符号

2006-08-23T22:16:00.000+08:00

如果我们询问国内现今的年轻学子对“社会契约”的理解，相信不少人会说那是我国独立时，各族人民所达致的“协议”。尤有甚者，某些人还会认为那是敏感课题而诚惶诚恐地谈论它。

在国内，社会契约应该是近年才兴起的一个词汇，至少在过去的教科书和政治人物的言论里，社会契约之说都是相当罕见的。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马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根据他们的利益，任意地诠释社会契约这一社会与政治学概念。在这批人的口中，社会契约的精神和内容，纯粹是某一族群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施舍予其他的族群。

其实，最先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很明确地说明，社会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生存的阻力超越了个人的力量，人类只好结合彼此的力量组成社会，并且由社会来协作并发动所结合的力量。因此，社会契约是社会个体为了生存而合作才产生的。它是互惠互利的，不会是单向的施与舍的结果。

社会契约理论的原意是在于解释社会以至于国家形成的原因和目的。简单来说，社会和国家的形成是个人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群体能最好地合作以发挥最大功能。

社会契约理论的精义，不在于族群之间的利益分配，而在于人民和社会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和统治者的权力与责任。最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就是宪法。这也是为何现代国家的建立与运作，都离不开宪法的原因。

如今，在变调的社会契约理论里，宪法的内容却变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分配。社会契约仅仅是一个被任意诠释，并且没有实质内容的符号。在这个符号之下，建国历史所涉及的，仅仅是各族人民之间分配权益的协议。与英国这个殖民宗主国的谈判、各政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还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不是被抽离，就是被简化、扭曲、定型。

要是有人还要坚持以民族权益的角度来谈社会契约，好不好清楚地展示相关的文件和内容？好不好客观地说明谈判的时空背景？好不好理性地解释那样的背景如何产生那样的社会契约内容？

在捍卫族群利益的叫嚣此起彼落之际，提倡深入思考的态度，摒弃空洞符号的泛滥，是献给建国49周年的最佳礼物。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8月23日

部落思维

2006-08-16T22:33:00.000+08:00

因为部落格，部落这个词汇变得充满时代的色彩。可是，若我们说某个人充满部落的思维，估计那个人脸上不会有什么光彩。尤其是生活在网际网络已经进入Web 2.0的时代，若拥有的不是部落格思维，而是部落思维，那是多么的落伍。

部落一般上由几个氏族组成，不同的部落可能合并成更大的部落，以至于形成民族。不管是小部落还是大部落或是民族，都需要以一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来维系，哪怕那只是一种靠想象出来的共同特性所维系的共同体。

部落之间既存在整合的可能，也有竞争和冲突的机会。部落的内部也有凝聚和分裂的力量在拉锯。为了凝聚内部的力量，防止分裂，异议会被压抑；为了与其他部落竞争，彼此间的差异会被扩大，更严重的情况是以部落间的对抗来确立本身部落存在的意义。

对我们而言，这种以部落为本位的思考方式并不陌生。槟州巫青团再次挑起州首席部长应该采用轮任制的课题，显示了部落思维依然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捍卫马来社会的命运”和“贯彻权力共享的精神”作为轮任制的基础，更是一种必需加以批判的论调。

首先，为何“贯彻权力共享的精神” 只限于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难道为了显示权力共享，各州的首席部长、州务大臣，还有联邦的部长以至于首相，都得实行轮任制吗？若轮任只是为了让几个掌权者排排座、吃果果 (权力之果)，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那么所谓的权力分享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到底领袖的职责是服务人民，还是让少数人享受权力？这是给提出轮任制者的第一个批判。

其次，为何“捍卫马来社会的命运”就必须通过轮任制来选出一名马来裔的首席部长？若现任的首席部长没有公平地照顾全州人民，那是施政不公的问题。解决方法在于政策，不在于领导人的肤色。若领导人的肤色会决定政策，那么换上另一个民族的人来担任首席部长，不过是重演朝三暮四的故事。其实，我们要的是全民的领袖，不是只会偏帮某个族群的领袖。这是给提出轮任制者的第二个批判。

部落思维，是我国无法走出种族主义枷锁的一个因素，更是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前进的重担。只有部落思维的人，如果换不了脑袋，不如闭上嘴巴。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8月16日

动物园社会

2006-08-09T22:30:00.000+08:00

宋朝理学家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样的话。因为这句话，程颐本人和理学多次遭受后人的唾骂。若今天还有人说这这样的话，稍有一点文明水平的人听了，除了愤怒，恐怕还要瞠目结舌，怀疑自己是否生活在封建的古代。然而，叫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却在提醒我们，“人身安全事小，‘不雅”事大。”

我说的是国民大学规定，一旦过了凌晨12点，男女学生不可以在校园内共乘一车这一件事。守卫可以截停共乘一车返回宿舍的男女学生，命令其中一方下车，自行走回宿舍。校方的理由是，安全起见和不雅。

很明显的，这里所谓的“安全”，当然不是人身安全。要一位学生在深夜单独步行回返宿舍，怎么会比乘坐车子回去来得安全？说穿了，所谓的“安全”和“不雅”，指的都是一回事。

在制定这条条规者的脑海中，共乘一车的男女，似乎就有做出“不雅”行为的可能，必须先加以制止。而在泛道德者的眼中，这就意味着男女共乘一车是“不安全”的。可是被令自行返回宿舍的学生，一旦在途中遭受任何伤害或损失，制定和执行这一条规的人士，是否愿意和能不能负起责任？

国大的这一规定，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国内一种日益广泛的泛道德思潮。这种思潮把特定的道德价值体系和观念，无限度扩张以至于侵入社会每一个层面，把这种道德变成考量一切事物的最高教条。个人安全尚且要让路给道德教条，更何况个人自由、互相尊重等抽象的价值？

这种思潮企图以一套道德教条来塑造“理想”的社会，因此就不得不把社会当作动物园来管理。动物园里的动物要用围墙铁笼来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以免他们走失或伤人；动物园社会里的人得用道德教条来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免他们“行差踏错”。

当现代的动物园都尽量为饲养的动物建造适合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更自由的居住环境时，泛道德思潮的拥护者却还不断用各种教条来为社会建造更加密实的道德牢笼，以为这样就可以打造出人间净土。

叫人更难过的是，人们不用担心在动物园里会被豺狼虎豹攻击，却无法让自己免于在社会上被不法之徒伤害的恐惧。动物园社会，还不如动物园。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8月9日

重点和焦点

2006-08-02T20:22:00.000+08:00

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思考，应该先确认该事件或现象所传达的核心问题，然后在不脱离这核心的前提下，才旁及其他相关的部分。任何的思考和议论，一旦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必将导致失去重点和模糊焦点的下场。我们不妨以最近发生的博特拉大学暴力事件作为探讨的个案。

发生在博大的学生纠众滋扰学生暴力事件之所以会受到高度的关注，关键在于那不只是一宗暴力事件，而且是一宗发生在大学校园内、涉及大学生对他人使用暴力的事件。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有其作为学术、文化和文明殿堂的象征意义。一所大学即使无法执国际学术之牛耳，至少也该展现学术机构应有的庄严操守、文化机构应有的崇高素养，至不济也要成为一国文明水平的最高指标。恰恰好博大的学生暴力事件展示的却是野蛮和低俗，否定了这一非常基本的要求。

若要从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和思想中寻找几个最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价值，肯定少不了正义与和平。当一群大学生使用暴力去骚扰并欺凌眼中的敌对方，首先就违反了和平这一价值，尤其是在“敌对方”完全没有侵害到他们的情况下使用暴力。

对这起暴力事件的调查，首先就应该确认是否有人使用暴力去侵犯他人、谁涉及使用暴力、为何使用暴力。偏偏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的调查工作却从质疑受害者的身份下手，似乎在向大众宣示，只要受害者的身份有可疑之处，施暴者的行为就是可取的。

这无异于把和平这一价值从我们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中排除出去。从社会管理和规范的角度而言，它更是最错误的示范，让人们以为施暴者会受到纵容。因此，一旦问题的焦点从“你为何对他人使用暴力？”，变成了“为何你在那儿出现才让他人对你施加暴力？”，那么我们不但是纵容了暴力，更践踏了正义。为了维持公义而制定的条规，却对受害者施加了暴力以外的再度伤害。

难道因为受害者所代表的不是注册团体，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暴力？此外，为何要询问摄下暴力录像的人把录像交给媒体而非校方的原因？难道把录像交给校方，暴力就不再是暴力？

暴力事件已经破坏了国家的声誉，那就千万不要让调查工作因为放错了重点和模糊了焦点，而对国家的声誉落井下石。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8月2日

法与信

2006-07-26T20:20:00.000+08:00

上周六，第11条款联盟在新山举行“联邦宪法维护全民权益”座谈会。另外300多人在举行座谈会的酒店外示威抗议，结果座谈会提早一个小时半结束。比起第11条款联盟上回在槟城举行的座谈会因反对者的示威抗议而被迫取消，此次的事件算是有一些改进。

反对第11条款联盟的团体和人士，常把该联盟的成立和行动，看作是企图插手回教事务，甚至是要教导穆斯林如何奉行他们的宗教。这样的观点不免让人费解，因为联邦宪法第11条款的内容是关于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怎么会牵扯到“插手回教事务”去呢？

其实，问题的症结，既有大马国情的因素，也有近期的一些事件作为诱因。国情方面，是由于我国存在世俗和回教两套并行的法律。事件方面，近期就有慕迪争尸案和阿兹丽娜 (丽娜乔) 申请转换宗教信仰的官司。这些事件形成了世俗与回教两套法律模糊的交接地带。

以丽娜乔官司为例，反对第11条款联盟的团体和人士所考量的是，类似穆斯林转换宗教的事件属于回教事务，因此必须以《古兰经》、《圣训》和回教法为依归。若用宪法来诠释回教事务，那意味着约束穆斯林的是世俗法律而非回教本身。

况且，第11条款联盟的成员虽有穆斯林，却以非穆斯林为主。一旦第11条款联盟介入丽娜乔官司，就被简单地看作非穆斯林企图“插手回教事务”。更有无限上纲者担心，若第11条款联盟的诉求成功，那会导致穆斯林任意“进出”回教，来逃避他们作为穆斯林的责任。

这种情感和思维上的简化与直接反应，可以理解，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意味着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拒绝与“非我族类”沟通的独尊心理，以及排斥异议的恐惧心态。

然而，即使是由同文同种的公民所组成的社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思维；更何况是多元的社会？我们无可避免地须要以理性和开明的态度来与他人对话，而非采取激烈又充满敌意的方式来与他人对抗。

一个自由的民主社会里，人们有提出诉求的权利，也可以通过示威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只要以守法为前提，以互相尊重为基础，诉求或示威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过，请不要把普遍的法律和个人信仰的问题，刻意说成纯粹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课题。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7月26日

梦想气球升空了

2006-07-19T16:55:00.000+08:00

运动场上的竞技，很多时候不纯粹是参赛者之间的比较，反而会被当作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赛，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如此的思维，往往在参赛单位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时候，最能显现出来，例如冷战期间的东西方两大集团，莫不以运动项目作为耀武扬威的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在政治或经济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也尝试通过体育竞技来和强国一争长短。即使无法和强国并驾齐驱，只要能挤入“强国”之流，也算是与有荣焉。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国内某些人会热衷于追求“让大马进入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圈”的梦想。试想想，国际足总有207个会员，能进入决赛圈的只有32支队伍。那么，进入决赛圈不就是成为 (足球)“强国”的指标了吗？

比起政治和经济，运动领域给予小国、弱国更广泛的竞争机会。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美国这个政经强国的成绩，却比不上厄瓜多尔和加纳等政经实力远远落后于她的国家。能在全球盛会上“超越”美国，可说是吐气扬眉吧？

然而，看看美国在世界杯的成绩，再看看世界上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要在运动项目上有所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致的目标。金钱的投入固然重要，却不是成功的保证。运动项目的发展，是一个从推广、普及、选拔、培训、研究以至于管理的整体系统。系统的不完善，必将导致弊病的产生。多哥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所上演的闹剧，就是例证。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性发展数个重点运动项目。在鉴定要重点发展的项目之后，就该拟定妥善的长远发展计划，通过建立健全的发展系统，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落实计划，达到目标。

可是，推广和普及运动项目以栽培更多可供选拔的人才这种基础工作，不是短期内可以看见成果的。政治人物却总倾向于靠有形的建设来为自己赚取政治筹码。4亿9千万用来在全国的中小学和社区推广重点运动项目，或许要十几二十年才能见到羽球之于印尼、乒乓之于中国的成果。同样的数目，用来开办体育训练中心，却是短期内即可以宣扬的“政绩”。

问题是，这样的发展策略正确吗？值得吗？对于大部分人民来说，那只不过是升上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气球。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7月19日

世界杯密码

2006-07-12T16:51:00.000+08:00

世界杯足球赛终于落幕了。不晓得是否是《达文西密码》风潮之所及，本届赛会充斥着各种关于世界杯密码、魔咒、定律等的资讯。这些赛会的“点缀品”，有时候还要比场上的竞赛来得精彩。

对于未来和未知的事物，人类总抱有好奇和恐惧的心理。因此，星象、命理、占卜等预测未来的方法，不论古今中外，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即便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宣扬的理性与科学，充其量也只能为这些古老的方法贴上神秘、非科学的标签，然后和他们并存。其实，科学本身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解释或预测未知的方式？

不过，随着时代的演变，古老的艺术，也需要现代精神的包装，“预测”也要凸显它“科学”的一面。就以赛前预测哪支队伍最终会夺冠为例，有一套所谓的1982轴心论。这是一套早在1998年或更早就已经出现的预测方式。它以1982年意大利夺冠为轴心，预测与轴心同距离的左右两端年份的赛会，会由同样的队伍夺冠。

据此，1978年与1986年、1974年与1990年、1970年与1994年的冠军队伍是一样的，而成绩也的确如此。有人以此预测1998年的冠军队伍是在1966年夺标的英格兰。预测错误之后，尚可争辩1998年夺冠的法国和当年的英格兰一样，皆为主办国、皆为第一次夺标。可是，没有人去解释，为什么轴心是1982年。

本届赛会，有人弹出轴心论的变奏，把轴心论变成3964冠军魔咒。这魔咒说的是，1978与1986、1974与1990、1970与1994、1962与2002的和，都是3964，因此预测2006年冠军的方程式就是，3964-2006=1958的冠军队，即巴西。

引进简单的数学公式，看起来有点“科学”的味道。然而，以任何一个数字为轴心，把左右两端同等距离的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和必定是一个固定的值，即轴心数值的两倍。3964这个数字说穿了也不过是倒果为因的故弄玄虚。

重重魔咒、层层密码、条条定律，有得益者，也有受害者。可是它们一起实现的话，会是怎样的局面？1982轴心论下，2006年的冠军是巴西；54×74－1990＝2006 (德国夺冠年份) 的公式下，冠军花落德国。结果两队都不是冠军。

说到底，类似的预测，只不过让媒体或个人，有多一些卖弄的机会，多制造一些话题，为世界杯这部庞大的商业机器，增添引人注目的魅力。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7月12日

暴力

2006-07-05T22:51:00.000+08:00

校园暴力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一早起身，看到一群穿着校服的女生殴打另一名女生的短片，心情一下子低沉了下去。才没多久，又读到示威者恫言火烧收费站的新闻。

先不论短片的真假，短片内容显示了人们企图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火烧收费站的恐吓，则是一种通过语言传达的暴力。这样的短片、如此的新闻，正是社会倾向暴力的反映。

当然，两者还是有差别的。短片里的施暴者是以群体的暴力欺负势孤力单的受害者。反之，恫言火烧收费站的人士，是处于弱势的群体，用语言上的暴力，向强势的行政单位提出诉求。

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以沟通和谈判来代替暴力。曾几何时，沟通和谈判却被视为懦弱、暴力被视为勇敢、武力被当作最有效的手段？是人类的文明倒退了，还是文明又进展到另一种层次了？

小至个人生活，大至国际事务，暴力的指数是节节上升，人们对这一现象却似乎束手无策。强势的一方公然以暴力欺凌弱势的一方，弱势的一方也用暴力来拉近和强势一方的距离。以暴易暴的结果，只会让人类本身承受越来越大的危机，然而为了一时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人们就是控制不了使用暴力的冲动。

许多人都会说，使用暴力是不对的。可是，多少人会思考社会的暴力倾向上升的原因？换个方式来说，为什么人们宁可舍弃和平的方式而采取暴力手段？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

人类文明一路走来所建立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和其他条规、守则等制度，为的就是带来秩序，进而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要让人们都遵守各种制度，就得让人们相信并且看到制度的可行性，并且产生令人满意或至少合理的结果。

当一套社会制度缺少了这样的功能，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言论和行动的冷冰冰教条，社会上受到打压的群体就会设法使用各种方式来突破制度的束缚。这时候，强势的一方若不遵守制度，或修改制度使之合理，反而采取非文明的手段来加强对弱势的打压以巩固自身的利益，暴力的种子就会萌芽、成长。

因此，要解决社会上的暴力现象，最好的途径就是让人们相信并且看到，我们还有比暴力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7月5日

改变，从思维和方法开始

2006-06-28T22:50:00.000+08:00

每当国立大学新生的录取名单公布时，我们就会看见和过往同时期极其相似的新闻报道。先是看到一连串的数据，跟着争议哪个民族哪个方面的数据降低或上升了，接着是质问和辩解，同时还有投诉、哭诉和上诉。经过各方一番熙熙攘攘的处理，结果虽不是皆大欢喜，只不过风波暂时得以平息，然后等待来年重演。

有关当局可能认为，他们已经很努力地想方设法去克服各种问题，却为何总不能达到一个至少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结果。人们质疑固打制，当局就实行绩效制；人们质疑为何优秀生进不了属意的科系，当局就把课外活动加入积分标准来加以解释。通过这种过程，当局试图建立一套可以说明各种情况、面面俱到的制度。可是，当局的各种做法更像是在补篓子多于寻找根本的解决方案。

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问题是，新生的录取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把制度的名堂从固打制转换成绩效制，并没有解答这一问题。顾名思义，绩效制的核心就是绩效。绩效的构成元素又是什么呢？目前高教部采用的绩效指标是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然而，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我们有的是大学预科班、大马高等教育文凭、A水平三种入学考试。

多元的入学考试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通过不同考试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否让人民公平享有？此外，三种考试的评估方式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成绩的评比，是否建立在可靠的方法之上？另一方面，由学校决定的课外活动分数，有没有客观的指南可以依据甚至审核？

假设上述的考量都没有问题了，在这套制度下产生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数据是，某个科系录取了多少学生、通过三种不同考试入学的学生分布如何、入学的最高和最低积分，以及积分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等。

遗憾的是，在绩效制的名义下，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还是停留在固打制时期，各民族所得增减的框框之中。分析各民族学生入学状况的数据，虽有统计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但是既然教育是这一课题的本质，就应该以教育为首要考量。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绩效制是更好的制度，能带来更好的教育成果，那么就先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方法，落实真正的绩效制，提升教育的素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28日

理解和误解

2006-06-21T22:47:00.000+08:00

2006年回教学者大会工委会主席，同时是霹雳州回教教令说明官的拿督斯里哈鲁沙尼要求政府检讨诸如双佳节“共喜来也”、开放门户之类的庆祝活动，因为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裁定，若穆斯林庆祝其它宗教的节日，那将会侵蚀他们的信仰，并会导致亵渎宗教的后果。

上述反对庆祝双佳节的观点，不是头一遭出现。反对的基础建立在“不可庆祝其他宗教的节日”这一认知之上，而这一认知来自于如何诠释与理解教义和经典，以解释双佳节和开放门户的现象。同样是穆斯林的首相，就对庆祝双佳节持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首相认为，双佳节已经跨越民族、文化及宗教的范围，只要不是以宗教集会方式庆祝，就不成问题。至于开放门户，虽然对于迎接有关节日的民族，该节日或许含有宗教成分，但是对于其他前来共庆佳节的人，他们的参与只是为了表示祝贺。

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或许能够引经据典来支持它的观点，但是在进入教义和经典范围的探讨之前，它实在有必要先把现象和问题弄清楚。先说“其他宗教的节日”这一部分，把华人的农历新年当作宗教节日，本身就是一种误解。

再说“庆祝”这一部分，双佳节的庆祝仪式，注重的是交流和共享喜悦，而不是互换彼此的信仰。如果出席其他民族或宗教的节日庆祝活动，就足以侵蚀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那么要检讨的想必不是庆祝活动，而是那个人对本身宗教的信仰程度。

如果说全国回教教令理事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一些支持这个观点的人的反应更加不可取。有人表示，人们可以不遵循哈鲁沙尼的劝告，继续庆祝双佳节，但是除非人们比他更理解回教，否则不应该公开反对他的见解，因为哈鲁沙尼是权威的宗教学者。

这种以权威打压异见的呼吁，否定了深入探讨课题的可能。因人废言本就不该，况且若相信某种意见是正确的，又何必惧怕他人的质疑？权威不是服人的充分条件，正确的道理才是。为某个课题设下极高的议论门槛，若不是傲慢，恐怕就是心虚。

回教学者大会尚且呼吁与自由回教的支持者和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对话，来消除他们对回教的误解，并且了解他们的观点。其他人又何必一早就关上对话的大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21日

首选

2006-06-14T22:07:00.000+08:00

首选这个词汇在我国不会令人感到陌生，例如我们时不时会听到要让国民学校成为人民首选的言论。前首相敦马哈迪最近表示，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当年并不是接任首相职位的首选。敦马哈迪还说，22个人在场上为了一个球竞逐的足球赛没什么好看的。言下之意，足球赛不是他观赏体育节目的首选。

对于某种事物的喜好，本来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把这样的个人偏好，施加于他人；而我们的偏好，也不会侵犯到他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可以安宁很多。所以，敦马哈迪不喜欢观赏足球赛，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口诛笔伐。

不过，当某些人的偏好，或所谓的首选，会影响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前途，他们的首选将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而已。尤其是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这等大事，更不得不妥当地处理。

敦马哈迪指现任首相当年只是接任首相职位的第二人选，虽然批评尖锐，却难免叫人心生更多的疑窦。

首先，首选或次选的界定，根据是什么？是政党内部选举所获得的票数多寡？是民意支持率？能力的审核结果？或是最高领导人本身的喜好？其次，首选的界定标准，是否可以因为其他因素而被左右，甚至被推翻？

根据报道，敦马哈迪指现任首相“不是首选”，所根据的是巫统党选的结果。然而，巫统并没有根据票数来定排名的规定。若敦马哈迪认为，党员投票所反映的首选很重要，为何他却根据自己的判断，推翻了这个首选？

首选必定是考量了各种因素后的决定。若一个人在仔细思量后，以次选代替首选，那么必定有其原因。这原因又是什么呢？一个政党以至于政府领导人的产生，是否只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或考量？敦马哈迪对此并没有交代。

敦马哈迪当年以他个人的权力，否定了党员的首选，到了今天却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慨叹所托非人。当然，敦马哈迪这次的感慨更多是属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像发牢骚多于指责，因为他所说的首选，并不是直指接班人的素质。

只不过，他的心声显示了，即使再怎么“英明神武”的人，再怎么掏空心思的算计，也不能确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下场。历史早就向我们证明了，以一人的意愿，代替健全制度的规划，是何其的危险。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14日

威信

2006-06-07T22:06:00.000+08:00

某所学校的训导老师本身是烟民，他处罚了吸烟的学生。学生很不服气，质疑道：“老师你禁止我们吸烟，可是你自己不也是吸烟吗？”训导老师回应说：“照我所说的去做，不要做我所做的。”

这样的事应该不会只发生在一所学校，类似训导老师的回应也不会只出现在学校。一些家长就爱用这样的说法来禁止孩子做某些事。另一些人则嘴上不说，实际上心里就这么想，或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态度。

政府让汽油起价、调高电费，却不允许商家提高货品的价格，这是一例。反过来，人民希望自己的收入年年涨，却要求物价年年如一，不也是同样的心态吗？这种只许我放火，不许你点灯的大大小小故事，从古至今不断上演。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里，主角的思想逻辑和行事作风是大同小异，但是其结果和影响却是因人而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拥有这种思想逻辑和行事作风的人，到底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的一方，以及他的权力有多大。

例如，对比于学生，训导老师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即使他的回应不合理，学生大多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国家机关的权力遍及全民，因此人民对政策纵然不认同，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遵守。

掌握权势的人固然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势来诠释什么可以做、什么做不得，同时又可以让自己不必遵守自己的诠释，从而为自己带来便利，但是这样的便利又何尝不是向大众所做的最坏示范？

因为权势可以给人制人却不受制于人的便利，所以人人竞相争名逐利。风气所及，衍生了贪污和沽名钓誉。若没有争名逐利的能力，还可以借用暴力。如此歪风蔓延开去，家庭、学校、社会，一一波及。更甚的是，当手握权势的一方还要使用暴力来压制弱势群体的异议，我们哪还能期望人民相信和平、尊重、包容等优良价值和礼仪？

如果说家长是孩子模仿的对象、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那么上位者推行政策的最佳管道就是以身作则。不能身体力行的话，法令再严、呼吁再多，只会落得“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的局面。

人民希望上位者有的是威信，而不是威严，更不是威猛。孩子对家长、学生对老师，大概也有同样的期望。“其身正，不令而行”靠的就是威信。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6月7日

法律还是道德？

2006-05-31T22:05:00.000+08:00

辩论比赛常有以法律和道德作为对立面的辩题，例如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近来发生在台湾的“第一亲家”涉嫌违法事件，不难成为类似辩题中的研究个案。当然，台湾的这一个案，更值得我们用以对照国内的情况。

以马六甲野新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赛益向关税局“说项”的事件为例，国阵议员基于不能支持反对党动议的规定，让党规凌驾于政治人物的操守之上，采取了官官相护的行动。台湾民进党的领袖和议员，却纷纷试图和这一案件撇清关系。

在侦讯和审判结束之前，两宗事件的当事人都还是清白的。事件发生之后，要证明他们没有犯罪或犯错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正式的法律审讯。台湾民进党人在水落石出之前，近乎迫不及待地和第一家庭和第一亲家划清界线，或许会让人感叹政治的现实与无情，然而它从另一个层面显示了道德和法律操依旧是台湾政坛的“敏感”地带。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党派的立场不得不靠边站。

在我国，莫哈末赛益的事件原本是政治人物涉嫌借权力以遂私利的公众议题，最后却演变成政党立场应该如何之争，再以政党内部的听证会作为调查的手段。全国性的政治与法治课题、原则性的公众人物道德操守议题，最后却演变成政党的内部事务。如此的局面虽不至于叫人出乎意料，无奈和失望却是不少人对它的感受。

我们有反贪污滥权的机构，却置之不用，以政党内部的机制取而代之；就如我们有审查电影的单位，却让政党的意愿取代审查单位的决定。这种为了特定目的而破坏制度的行为，短期内或许能带来便利及掩盖问题，但是就长期而言，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将来不会作茧自缚，反受其害。

权力的出现和集中导致了某些人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机会，若我们不能通过制度的设定来限制这种情况，社会的各种乱象必将丛生。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掌权者战战兢兢，不敢滥用权力。其次的制度可以让滥权者受到应有的惩处。至于再其次的制度，只能让当权者下台后，才来对自己当年的“杰作”指指点点。

制度之外，政治人物的一丝道德良知和羞耻之心，是普罗大众最后的期望。若连这期望也破灭了，人民还真应该细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5月31日

温情满人间

2006-05-24T21:11:00.000+08:00

上周，我谈到了一则“贩卖”温情的商品广告演变成“敏感”课题的事件。本周，我们不谈“敏感”，我们说一说品牌与温情。

品牌是工业化所衍生的概念，它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大规模的生产使得商家必须为商品开拓新的市场，而为了延长商品 (尤其是食品) 的保存期限，包装科技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商品到了新的市场，却难以和当地人所熟悉的商品 (包括散装商品) 竞争。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的信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由于消费人无法直接检验包装商品的品质，他们因而必须承担更大的品质不良风险。降低这一风险的方法包括搜集更多商品的资讯加以比较，或通过零售商的推荐来降低品质不良和搜寻的成本。

这样一来，零售商的推荐与否就会影响商品的销售量。为了避免受制于零售商，生产商便通过传播媒体直接向消费者推广他们的商品。消费人会根据他们使用的经验来决定是否要重复购买某个品牌的商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品牌成了消费人确认商品品质、降低搜寻成本的方法。

品牌间的竞争原本建立在不同商家的产品间的品质差异这个基础之上，若不同品牌的商品对消费者所带来的使用经验并无二致，那么品牌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研发和创新是改良产品品质，从而左右消费者使用经验的其中一个方法。然而，这一途径毕竟较为耗时，况且研发和创新的成本还得靠一段时间的生产和销售来抵消，因此品牌的塑造除了依靠产品的研发与创新，还有赖于满足消费者的心理。

如果说过去影响消费人对品牌看法的是经验因素，那么如今品牌所建构的心理因素却深深影响消费人的选择。消费者的使用经验来自于产品的直接功能，但是品牌的塑造却能让产品的非直接功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经验。

举例来说，若某个品牌能为使用者塑造一种特定的良好自我形象，那么消费者必定倾向于使用该品牌的产品，即使它在品质上未必优于它的竞争者。

品牌所传递的品质信息是属于“硬资讯”，是传统上惯用的销售手段。如今，许多商家更爱在品牌中注入“软资讯”，例如人性与温情。于是，样样商品皆温情，个个品牌皆温馨。

问题是，是商品堆砌了温情，还是温情堆砌了商品？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5月24日

敏感的标签

2006-05-17T21:07:00.000+08:00

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宗因广告而引发的“敏感”争议。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一片国土上，果真是处处“地雷”，稍一不慎，就会被炸得遍体鳞伤。

遗憾的是，当“敏感”的大旗一祭出，许多人就乱了方寸，许多事就要被封锁在警戒线之后，许多议论就要被消解于无形。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敏感”的指标是什么？

一项课题符合了哪些指标的情况之下，才被归类为“敏感”？追溯上去，是谁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之下，定下了那些“敏感”的指标？“敏感”的“有效期”是一时、一世，抑或是永不过时？

如果“敏感”是地雷，我们要做的，究竟是要数十年如一日，无时无刻、战战兢兢地左闪右避，以免踩到地雷，还是诚诚恳恳、认认真真地清除妨碍我们前进的地雷？更甚的是，某些人还不断宣扬我们的周围处处是地雷，即使所谓的地雷只存在于他们宣扬的世界之中。另一些人则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地雷之上堆积尘土枯叶，导致地雷更难于清除。

广告里的人物，总会有一定的角色，每一个人物也会有一定的特征和背景。我们不会因为某个广告中的人物的好言善行，推而广之地把这个人物的优点，普遍施加于拥有同样特征和背景的人士身上；我们也不必因为某个角色的缺点，而以偏概全地以一支竹竿打翻所有同样特征和背景的人。

既然我们相信树大有枯枝，我们也爱以害群之马这句话来避免“坏人”牵连无辜的人，那么我们更应该了解逻辑学上个别和一般的不同。即使100人当中的99人无恶不作，那也不能得出第100人十恶不赦的结论。更何况广告中的那个人或那些人，不过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二。

身正则不怕影斜，只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可以遭人诟病之处，区区一则广告又哪能有“丑化”整个群体的能力？若要说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在于我们的社会感性论述有余，理性思考不足。

思考的惰性和特定的意图驱使之下，许多人流于以“标签”来概括一切的人、事、物。所谓的“敏感”课题，有不少就是经由各式的“标签”建构（虚构？）出来的。

当然，上述引起争议的广告就算不敏感，也不代表它就没有问题。不过，那是另一个课题了。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5月17日

你不是唯一

2006-05-10T21:03:00.000+08:00

曾经因遭遇罪案而到警察局报过案的人，或许会被局里的警员告知，报案人不是类似案件的唯一受害者，还有其他的受害人遭到更大的损失和伤害。这样的说法或许是为了安抚报案人，但是似乎很少人去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深层意义。

当警方告诉报案人，“ 你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言下之意是警方已经接过关于类似案件的投报。警方没有说明而报案人也无从知道的是，从发生第一宗案件到报案人投报的这一段期间，警方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查案，并且保护公众人士免于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警方那样的说法，是要告诉公众人士得小心防范，因为他们尚未破案，还是警方对案件无能为力？

至于说还有其他遭遇更惨的受害人，是否说报案人应该庆幸自己不是受害最深的那一个？说有其他的受害人，是为了减轻报案人的不满，还是为了加重报案人的担忧（因为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其实，有类似案件的其他受害人，只能说明案件的相关，和报案人受到的伤害程度根本就是两码子事。

当“你不是唯一”成了一种公关手段，以安抚报案人的情绪，同时减轻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和抨击，而一般大众对这种公关手段却又无可奈何，警方的效率和社会的治安水平只会日益低落。

人们看到的是，高官显要被女佣卷走家中财物，警方可以在短时间内破案，然后通过传媒高调向公众宣布。同样的事件若发生在寻常百姓家中，破案恐怕是遥遥无期。这样的对比只会让人觉得，警方的破案效率是高还是低，原来还得看受害的对象而言。且不说如此的印象是对是错，无可否认的是，它会减低一般受害人的报案意愿。试想想，报案时，经过一番折腾后，警方只告诉报案人：“你不是唯一”，报案后又久久没有下文，受害人难道不会质疑报案的实际作用吗？

维持社会治安当然不仅仅是警方的责任，但是作为最相关的执法单位，警方有必要主导维持治安的责任，包括以诚恳的态度、实际的行动，向公众证明，只要公众人士肯报案，警方就能为他们分担解忧。要是人们在报案后，可以看到警方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范罪案，自身的安全也更有保障，相信人们会很乐意和警方合作。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5月10日

草上之风

2006-05-03T17:55:00.000+08:00

新闻部长拿督再努丁在国会为他的部门总结时表示，大马电视台还无法向英国广播公司看齐，直播国会会议，因为我国观众尚未能够成熟和理性地接受所有不同的看法。

新闻部长的这一番话，值得我们提出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加以思考：我国人民的理性和成熟度有多高？为何独立将近50年，我国人民还会不够理性和成熟？如何让我国人民更理性和成熟？

第一道问题有些难度，因为我们既没有衡量国民理性和成熟的尺度，也没有专家学者的统计分析。没有明确的尺度，缺乏可靠的研究，国民理性或成熟与否，便成了主观判断的结果。新闻部长认为国民(观众)不够理性和成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前首相敦马哈迪会持有相反的意见。否则，他也不会建议由人民公投来决定是否要建美景大桥。若人民不够理性和成熟，公投不就等于误国误事了吗？可见，这第一道问题的答案还是有些模糊的。

如果我们假设新闻部长的话是正确的，我们更应该感到忧心忡忡。我国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环境之中，再加上这是信息充盈、通讯发达的时代。要是我国人民尚且无法善用这样的有利条件，让自己变得理性和成熟，那么不仅独立的意义会大打折扣，国家的前景也堪虞。是什么因素导致国民的理性和成熟度不能达到“可以接受不同看法”的水平？是否我们在开启民智、提倡多元、尊重异见等方面的工作有所欠缺呢？

那么，我们是要等到人民都足够理性和成熟了，才来直播国会会议，或是直播国会会议本身就是提高人民理性和成熟度的方法呢？如果新闻部长认为，国会是议员们开放地讨论各种课题的场所，包括所谓的敏感课题，那么为何不把国会会议作为一个让人民学习的典范，向人民展示如何理性和成熟地讨论课题？
《论语·颜渊》中提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的大意是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下。如果议员们在国会的发言表现出来的是君子之风、教化“草民”的美德，直播国会会议不就是偃草之风吗？

怕只怕，国会里有的是侮辱女性的淫语，还有叫人下地狱的狂言。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5月3日

白杨树与沙漠玫瑰

2006-04-26T17:54:00.000+08:00

数年前，读了龙应台的〈百年思索〉。她以文、史、哲三个方面来说明人文素养，当时我虽是由衷地同意，不过少了一份比较真实的体会。刚过去的复活节期间，我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走了一趟，却不经意地体会到文学和历史如何伴随着这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为它增添人文气息。

爱尔兰没有辉煌的历史文明，论经济实力则曾经是欧洲的贫户。然而，近年来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潜力良好。让人侧目的是，在踩着现代化步伐前进的当儿，爱尔兰并没有把人文元素放到两旁。

撇开通俗的民族和流行音乐不谈，文学在都柏林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今年4月刚好是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的百岁冥诞，都柏林到处可见相关的海报和布条。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更似乎是都柏林之宝。除了塑像和纪念馆，他的著名作品《尤利西斯》中的一些章句，更被铸成铜砖，铺在市内的主要街道上。当然还少不了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等爱尔兰作家的身影，出现在市内的各个角落。

叫人不无感叹又佩服之处还在于，爱尔兰人能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一些具争议性的作家。贝克特出生在宗教色彩浓厚的爱尔兰，却很早就远离宗教信仰，后来还舍弃英语而以法语创作。乔伊斯厌恶都柏林、自我流放以至于客死异乡、《尤利西斯》负面地描写爱尔兰人还曾是禁书。这一切都无损他们今天在爱尔兰的地位。

另一方面，爱尔兰历史上著名的“马铃薯饥荒”(1845-1849)，是爱尔兰历史上极悲惨的一页。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迁离爱尔兰，这样的悲剧在某些国家是避谈之唯恐不及。可是，爱尔兰人不但记录下这段历史，还在河边走道上竖立起瘦弱、干瘪的人物和狗塑像，提醒来往的行人这场灾难。

爱尔兰人既珍惜文学也重视历史，哪怕是“另类”的作家、黑暗的过去，他们都以开放、正面的态度去接受和面对。文学和历史与爱尔兰所展现的活力，不但没有冲突，更是相辅相成。

就如龙应台所说，文学是白杨树在湖中的倒影，让我们不至于忽略另一个可能比岸上白杨树更真实存在的世界；史学是沙漠玫瑰的开放，让我们认识事物的起点、理解它的现在、判断它的未来。健全的社会发展，怎么能少了它们？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4月26日

看门的猫

2006-04-19T17:52:00.000+08:00

联邦法院刚裁决，为了居民的健康、安全、福利或地方上的良好秩序，地方政府有权制定、修正及撤销任何条例，不少地方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会定下条例来管治在公众场合“行为不检”的人士。

虽然过后内阁下令暂停执行相关的条例，直到内阁以及全国地方政府理事会为“行为不检”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诠释，但是为“行为不检”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诠释，是这宗风波合理的落幕方式吗？或者它是往后更多风波的序幕？

我们要问的是，为何需要制定条例来管制“不检点”的行为？现有的法令不足以管制那些行为吗？地方政府是这一方面恰当的执法机关吗？是地方政府急于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吗？

若大家不善忘，应该还记得在今年初，联邦直辖区宗教事务局试图组织一支志愿队伍，来检举做出“有伤风化”举动的人士。为何这些掌握权力的机关，对于道德事务念兹在兹？而它们对道德的理解，却是小得连简单的牵手、拥抱，都被视为有伤风化？

看一看联邦法院作出裁决时所根据的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02条文，它所强调的是居民的健康、安全、福利或地方上的良好秩序。试问，牵手、拥抱等行为，如何威胁居民的健康、安全、福利或地方上的良好秩序？若这些行为真的会带来威胁，那我们是否需要打造一个封闭的清教徒式社会，除了严加管制人民和进入我国的外人的一举一动，还要禁止人民出国，并且断绝人民接触外界资讯的管道？

有人认为，这样的条例是为了突显我国的国情。姑且不论我国真实的国情如何，有趣的是，如果我国的国情真是容不下那些所谓的“不检点” 行为，为何不少政府机关却喜欢组团到海外，包括那些把“不检点” 行为视为家常便饭的国家去考察？

要是地方政府关心居民的健康、安全、福利和地方上的良好秩序，那么，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的健康、攫夺匪威胁居民的安全、公共设施被破坏损及居民的福利、流氓宵小扰乱地方上的良好秩序，地方政府曾否正视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又采取什么具体方案来克服这些问题？

猫不抓耗子却跑去看门，看门时又无力赶走狐狸、豺狼，只晓得对门前的麻雀张牙舞爪，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寓言故事。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4月19日

辩论技巧 – 辩论比赛的奇技淫巧？——从辩论技巧谈到辩论比赛的意义

2006-04-15T05:34:00.000+08:00

曾经听过某些辩论比赛的评判说过类似的话：“我只看双方的内容，辩论技巧我不懂”、“我注重的是辩论员的个人修为，关于辩论技巧的问题，我不晓得，你们去问其他几位有辩论经验的评判吧！”。每次听到类似的话，我总不免要感到纳闷：评析一场辩论比赛的时候，真的可以像上述评判那样，把辩论技巧从中抽离吗？试想想，一个影评人可以说：“我只看剧本，导演的拍摄技巧我不懂”吗？或者，文学评论家可以说：“我只看故事情节，作者的写作技巧我不晓得”吗？

就像电影的拍摄技巧如灯光、镜头、配乐、剪接等本身就是电影的一部分；谈文学作品脱离不了作者的写作技巧；辩论技巧和辩论比赛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什么是辩论技巧。社会上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辩论赛的评判，对“辩论技巧”抱持着负面的理解，进而鄙夷辩论比赛，或是被他们归类为“技巧型”的队伍。

藉着第九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筹委向我邀稿的这个机会，我想在此把自己对辩论技巧的一些看法，和各位读者分享。同时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促使大家共同探讨辩论比赛的意义与目的。

本地辩论队伍所采用的“辩论技巧”，深受两年一度的亚洲大专辩论会（ 1986至1990）及国际大专辩论会（1993至2003）的影响。举例如下：

（甲）亚洲大专辩论会
（一）当对手提出一个论点时，不做正面回应，只是轻描淡写的以一句“何以见得”敷衍了事。
（二）在处理比较利弊的辩题时，提出“一个大利胜过许多小弊”（反之亦然）的概念，却无法或不去证明为何自己提出的就是“大”利，而对方提出的却是“小”弊。
（三）在字面上大做文章，例如“增长不等于成长”等。

（乙）国际大专辩论会
（一）在自由辩论时，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不管对方是否回答了该问题，就是口口声声说对方没有回答，然后抛出一句“第五次（追问）了喔”。
（二）回答不了对方的问题，就抛出一句“我方已经回答过了，对方是没有听见呢，还是没有听懂”。
（三）改编一些经典名句，例如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改成“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温饱来。
（四）在处理比较性的辩题时，提出“只有两者并存才能比较”的概念。当对方说“如果没有一者会怎样”时，就抛出一句“如果没有如果，对方的（立论）架构在哪里”来揶揄对方。

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发生在辩论场上的“抄袭”或“模仿”事件，当然不止于此。不过，有机会观赏到这些区域性和国际性辩论盛会的人不多，所以有关的“抄袭”往往却变成了极受欢迎的“创意”。更让人遗憾的是，许多辩手所模仿的，只是非常形式化的“技巧”，常让人有东施效颦的感慨。

对于初学者来说，模仿成功辩手可以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可是一味的模仿而不去领悟成功辩手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从而为自己定位，并且为自己找到明确的方向，最终也只是一个囫囵吞枣的结果，永远做别人的影子。

其实，辩论技巧所包含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把道理说得清楚又有说服力。最高明的辩论技巧不需要太多的花巧，也不必太花俏；它无需太刻意，也无需我们去费尽心机；它根植于我们的知识和语言之中。

有人把辩论比赛比喻为“比武竞技”，把辩论会当作“武林大会”，如此的类比是相当有趣的。知识好比内功，内功深厚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风雷之势；辩论场上，知识根底深厚的，随口一句皆成文章。不过，这一招是否能打在对手的身上，还得看招式是否正确；出口成章又是否字字珠玑、句句皆中辩题的要害，那还得看辩手的语言驾驭能力。一位武者所追求的，是使出能够发挥本身内功最大威力的招式，克敌制胜；一位辩手所追求的，是用有力的语言，表达精确的知识，说服评判 —— 这就是所谓的辩论技巧。

辩论比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台上的双方有着同等的发言权。哪怕你是所谓的传统强队，又或者你过往的记录乏善可陈，到了台上，你就得尽一切所能去论证你的立场、去说服评判。你不应该因为你是“强队”而背负更大的论证责任，也不因为你是“弱队”而获得额外的同情分。或许我们倾向于同情弱者，可是我们却不能让对“弱者”的同情，影响了我们的客观判断，甚至使我们对“强者”施加不对等的要求。尤其是当“强者”和“弱者“的界定，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假设之上，那就更不可取。

以这样的一个共识作为前提，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要辩些什么。是为了确认真理是处于那一方的立场之中吗？由于辩论比赛的要求就是双方的立场必须对立，如果一方的立场代表着真理，那另一方的立场就是谬误。那么又是谁来决定哪一方的立场是真理呢？如果是由评判或观众来决定的话，比赛就没有进行的必要，让评判或观众根据自己的见解直接投票就行了。如果是看场上的双方谁说得好来决定的话，所谓的真理却会产生不确定性。同一个时候用同一个辩题进行两场辩论比赛，可能得出相反的成绩—— 结果谁代表着真理？

由此可见，胜与负不代表真理属于哪一方，我们也不必假设比赛的胜利方意味着真理的所在。毕竟，如果其中一方的立场代表“真理“的话，那么比赛也就失去“公平“这最主要的竞赛基础。只有在双方立场都“有真有假”的情况之下，辩论比赛才有进行的可能。辩论技巧的功用就在于把己方立场的“真”和对方的“假”尽量突显出来。

举个例子，“人性可移还是不可移”这样的一道辩题，是为了使我们在比赛过后找到人性是否可移的答案吗？是否说“人性不可移”的一方胜了，所有的观众就不得不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吗？到了下一次，正方胜了，同样的观众就非得改变看法，相信“橘生淮南则为枳”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评判，认定了这道辩题就是要站在“人性是否能够由善转恶或由恶转善”的角度去谈，认为这才是辩题的正确“语境“（context）。所以当正方从这个视角去提出论点时，他觉得正方很有“诚意”。当反方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辩题，提出人性中的理性等特质不会从人身上被移走时，他就认为那是在玩弄“辩论技巧”。
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反方有没有玩弄“辩论技巧”，而是在于该评判企灌输一种他认为政治或道德正确的观点，然后用这观点去判断比赛的胜负。其实，辩论技巧不是诡辩、不是扭曲真相，而是有效地把一道辩题的不同层面和方面呈现出来。当然，这一要求必须建立在辩题的可辩性和公平性的基础之上。涉及的各方，包括参赛队伍、主办单位、评判和观众，必须对此达到共识，辩论才有进行的可能，讨论辩论技巧才有意义。如果“人性可移/不可移”必须以“人性是否能够由善转恶或由恶转善”的角度去谈，那反方如何立论呢？

这其中的重点就在于，辩论比赛不只是要看你说些什么，还要看你如何说，能不能说出一个论证自己立场的理论体系。“如何说”正是辩论技巧的精义所在，而其背后的语言哲学更可以让人细细的研究。语言哲学是近代的显学，语言——权力－－知识的关系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掌握辩论技巧的人，应该更有能力勘破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解构语言所建构的世界。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指出，语言哲学有如拭擦眼镜，它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只记得拭擦眼镜，却不去看世界，眼镜擦得再亮又如何？同样的，掌握辩论技巧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辩论场上获胜，它更是帮助我们看清世界的能力。否则，一旦脱离了辩论比赛，辩论技巧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辩论技巧是形而下的“器”，那我希望通过这“器”可以帮助辩手门达到形而上的“道”，虽然这注定是一条漫漫之路。

当然，辩论技巧是否用在正途，还得看使用者的个人心胸格局与心理态度。就如高希钧教授所说“格局决定结局”，那么态度则会决定深度。在此，我简单的把态度归纳成“三要三不要”，即：要用心、要有恒心、要虚心；不要自大、不要自满、不要自私。进一步来说，它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张霭珠教授在《狮城舌战》一书中所说的一番话，常让我感动。她说：“辩论赛不仅供人欣赏，给人以启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优秀辩论员的时候，所经历的艰苦与磨砺，所付出的汗水与代价将得到最好的报酬：知识、智慧、人格……都得到了升华”。

第9届全国大专辩论会的主要概念是走入群众。我则希望，辩论比赛不只要走入群众，还要感动群众、感染群众、带动群众，继而在社会树立一股“辩论精神”。正如伏尔泰说：“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辩论比赛正是要体现这种精神。

收录于《九辩风云录》

在蕉风吹拂、椰雨灌溉、骄阳曝晒下成长——谈马来西亚的辩论风格

2006-04-15T05:32:00.000+08:00

从一个民族或群体所使用的词汇，我们不难猜测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习惯，或者更贴切的说，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生活环境和习惯，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语言特色。就像爱斯基摩语里形容雪花的词汇、阿拉伯文里描绘骆驼的词汇、还有华语里和烹饪有关的词汇，都是其他语文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探讨马来西亚的华语辩论风格，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近年来，各国或区域辩手之间的交流和观摩机会增加了，辩手和辩论队伍们的参照对象也随之而增加。以往大家在各自地区内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辩论方式，如今却成为独树一帜的“辩论风格”。当我们把各种“辩论风格”互相比较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例如，马来西亚辩手的风格趋向于刚强（有人认为是霸道），就像那常年炎热的天气。间种或许会有一雨成秋的变化，但它总体上还是靠猛烈的阳光，让人屈服，又爱又恨。中国大陆辩手的辩风倾向于华丽（有人认为是花俏），就像那变幻的四季：春天的锦绣、夏天的繁盛、秋天的萧瑟、冬天的冷洌，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招架。台湾辩手善用淋漓尽致的语言，述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人认为那是单调），就像亚热带气候的两个极端，用理性和感性交织出整个画面。原来辩论和气候，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和曾受英国殖民的社会背景，让我们有机会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因此，我们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有人认为是混杂）。表现在辩论风格上，马来西亚辩手通常采取一种较为圆融的立论方式。相对而言，中国辩手比较单元（有人认为是精纯）的文化背景，使他们采取直线式的立论方法。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圆融型面面俱到却有自相矛盾之虞；直线型单刀直入却有顾此失彼之忧。看来辩论风格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马来西亚的华裔，一般上从小便开始接触并使用各种语言：华语、马来语、英语、还有各籍贯的方言。单看知晓的语言，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多少其他地区的人士能够和马来西亚的华裔相比。可是一旦提到精专的语言，马来西亚的华裔恐怕没能跟多少其他地区的人士相比。这样的情况来到辩论场上，我们发现，马来西亚的辩手在华语表达方面，融入了外语或方言的色彩；在语音方面，有些荒腔走调；组词造句时也不怎么讲究语言的精确与优美（有人认为是活泼）。相对的，中国大陆的辩手不但字正腔圆，遣词用字时还讲求字字珠玑，结构严谨（有人认为是拘谨）。台湾的辩手则凭借着流畅的表达能力，紧抓一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让人觉得他们是很有自信的自由发挥（有人认为是散漫）。仔细一想，这和大家各自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不是有些类似吗！？

以上是我尝试用“一般化”（generalisation）的方式来比较各地区的辩论风格。其实，“一般化”是很“危险”的做法（包括这句话本身？），因为他很容易忽略了各个对象的内在差异。比如，当我说“马来西亚辩手”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的描述适用于所有的马来西亚辩手呢？因此，以上关于各地辩论风格的比较，只能当作是一种简单的现象归纳，而非绝对的标准。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此的归纳方式，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突显各地区辩手的特色。作为比较和学习的目的，有其一定的功能。尤其是当我们自我检讨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和中国大陆或台湾的辩手相比，我们有什么不足之处？他们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马来西亚的辩手面对的最大障碍在于语言驾驭能力，尤其是在和中台两地的辩手同台竞赛的时候，这一问题更为明显。从最基本的咬字和发音，到词汇的运用和句子的结构，再到使用语言营造动人的气氛或向对手施加压力，马来西亚的辩手们还得多多向中台的辩手们学习。比起我们的长辈，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华裔在华语发音方面有着明显的改善。然而，在语言的精确和美方面，我们却面对更大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华语和其他语言参杂着使用。简短的一段谈话中混杂着各种语言的词汇和文法，不但普遍，甚至让人习以为常了。当某个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确认出他正在使用着的主要语言。或许，是猛烈的阳光把我们使用的语言给晒焦了吧！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正规教育以马来文和英文为主。大部分的学生使用马来文或英文学习历史、地理、科学、数学等科目，在表达相关领域的知识时都是使用英语。华语成了“日常”或“非专业”语言。也就是说我们甚少使用华语做专业或学术性的探讨和表达，可是辩论比赛的要求正好是与此相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辩手们到了场上使用华语时左支右绌的窘态就不难预见了——词汇贫乏是常有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用语庸俗（低俗？）。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大挑战。

除了语言，辩论赛的另一支柱是知识。每一道辩题都要求辩手掌握相关课题的特定知识，同时具备作为一名辩手所应有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如逻辑思考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掌握辩题的相关知识通常有赖于辩手们拿到辩题之后的充分准备，这和辩手们对待辩题时否有求知求好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辩手们如何收集并分析资料也十分关键。从马来西亚中学以至于大专级的辩论赛，我们不难发现辩手们对待辩题的态度就像应付考试一般，不求甚解，只求过关。最好有人像补习老师那样，告诉他们“重要”的资料，让他们在“吸收”了之后，轻松上场。比较用心的辩手虽然会努力的收集资料，却又因为缺乏分析资料的技能，无法把资料化为精致的“材料”，结果只能带着粗糙的“原料”上场。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没有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面对深奥的论述时犹如老鼠拉龟——无从下手。

如此的状况可以从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中看出端倪。首先是教育以考试为最终目标，不重视思考。虽然教育部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思考”、“创意”的元素，然而在这个文凭至上的社会，学生们最终还是淹没在考试的汪洋里。所谓的思考和创意，成了点缀品。不少学生还是到了大学之后才接触逻辑这一门课业，有些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都不晓得有这一门课。对他们而言，“逻辑”（logic）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思考的工具。例如：“你说的话一点都不logic的”——典型的“马”式华语。

其次，在阅读风气低落的马来西亚社会里，教科书或相关的参考书是最多人阅读的书种，娱乐杂志是最畅销的课外读物。平时谈论“美”容或那个明星艺人比较“美”，以为那就是“美”学。一旦面对“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辩题，才发现原来“美”不是那么一回事。

从这又带出了另一点：辩手的人文素养。作为一位华语辩手，除了说流利和标准的华语，对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知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作为一位马来西亚的辩手，对于马来西亚政、经、文、教各个领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总该要有一定的见解。遗憾的是，普遍上马来西亚辩手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了：难道马来西亚的辩手就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不是。在大环境不如中台等地的情况之下，马来西亚的辩手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克服更多的障碍，才能在辩坛上略有成就。如果想要“登峰造极”，除了付出更多的心血，还得有坚持的毅力和牺牲（当然不是性命，而是时间、学业、家庭等）的勇气。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马来西亚辩手，选择踏上这条荆棘满布的道路。更重要的事，马来西亚辩手还得在缺乏校方、家长、朋友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体谅的情况下“自力更生”，为辩论默默付出。这造就了马来西亚辩手像指天椒般不起眼却辛辣无比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晚期以前的辩手身上，特别明显。（注：笔者错过了80年代之前的辩坛，因此无从比较。）进入21世纪，“传统”的辩手精神面貌正在改变之中——比起他们的前辈，许多的辩手变得计较，变得取巧。在急剧变动的现今社会里，或许我们无从（无需？）阻止这样的改变，然而适当的回顾前辈们走过的路，检视他们遗留下的足迹，是否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道路呢？

走在初春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感受两座如此靠近却如此又不同的城市，赫然发现，“风格”总在不经意间，由一代代人慢慢塑造。其中又有一些深具影响的人物，为这风格涂上不同的亮丽色彩。马来西亚的辩论风格，已经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展现过不同的色彩，可是目前却处于黯淡。期待、期待！期待下一次的复兴。

收录于《九辩风云录》

国产歪风

2006-04-12T18:04:00.000+08:00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国人在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总爱把西方歪风说成是罪魁之一。这样的论调不但被不少大小官员、社会贤达收入他们的演说里，还俨然成了中学生作文的模范论点。至于西方歪风具体来说是什么，似乎没有多少人深究，西方歪风如何对我们的社会带来问题，更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总之，我们的文化重视和谐，我们的社会优雅有礼，社会问题的源头不在西方，又会在哪里？

可是，国内某些人，包括那些诉说并且向他人灌输西方歪风论的人，却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撼摇西方歪风论的可信度。

比如，我们说尊重是我们的优良风气，可是总有人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习惯定为唯一的正统，然后要他人来尊重自己，却不去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习惯。这样的情况，恐怕是要把尊重解读成唯我独尊、唯我独重。这是西方歪风的影响吗？

又比如，我们说协商是我们的传统，可是一旦出现一些异议，哪怕是在再也恰当不过的地点、以再也温和不过的方式提出来，这些人就会纠众上门，不但不愿意和异议者商谈，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就宣布他罪名成立。这种霸道的恐吓他人行为，到底是西方歪风在作祟，还是被当作了我们的传统？

再比如，我们说谦和是我们的性格，可是在太平盛世、稳稳当当地享受各种优惠的人，却又是挥动武器、又是呼喊激烈口号，塑造虚假敌人来宣誓自己捍卫族群权益。这种左看右看都不怎么谦和的举动，难道也是受西方歪风荼毒的结果？

我们在感叹社会风气败坏时，是否只看到西方歪风而忽视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成为对社会带来更大戕害的国产歪风？我们批评西方政府强把自己的意志加诸于他国是唯我独尊的心态，那我们又是否用互相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呢？我们非议西方影视的暴力与血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为何我们自己却用暴戾的方式去威吓他人，给青少年一个最不良的活生生示范？我们抨击西方以武力宣告自己的权威、攫取利益，为何我们自己要以武力的象征、战斗的言语，来宣示自己不可侵犯的利益？

《论语·卫灵公》中有这么一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与其大骂西方歪风，不如首先摒弃国产歪风。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4月12日

教育季节谈教育

2006-04-06T01:20:00.000+08:00

我们的国家常会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课题，一阵喧闹之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草草收场，又或者反反复复、没有定论，然后由其他课题取代，同时等待重新出场的机会。

最近可说是教育课题的季节。董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之间的纠纷、校长被指责贪污、政府会考成绩放榜后的荣耀、伤悲与争论、申请大学科系（尤其是医学系）的课题既有“演习”又蓄势待发、教育部先是表示有意检讨考试制度，接着有意划一全国学校所征收的学杂费。凡此种种，都足以让举国上下沸腾一番。

无可否认，我国政府十分看重教育，也常为国人勾画出远大的教育前景。面对各种课题，政府也信誓旦旦会好好处理。然而，若我们无法从心态和方法上对症下药，不但美丽的教育前景难以实现，再多的教育方案也不过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就以消除过于注重考试这一弊病来说，教育部提出的方案是减少考试科目，允许某些科目进行校内评估。想当初教育部增加考试科目的时候，不也可以提出堂皇的道理吗？增加科目是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塑造更自主的学习风气、让学生拥有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如此的目的不好吗？

其实，只要心态不改，不管考试的科目多或少，过于注重考试的弊病就会依然存在。这样的心态从何而来呢？现今社会，一纸文凭成了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准，也是求职的重要通行证。考试不但决定了我们能否得到一纸文凭，考试成绩更成了称量文凭分量的指标。更甚的是，考试不但被用以衡量个人，还变成了家长、学校、县市和州属之间互相评比的工具。

当我们把求学——考试——升学设定成每个学生的共同和最佳道路，强调学生的任务只是专心念书，然后考获好成绩，而没有为学生开拓各种不同的个人发展空间，没有为“成就”设定多元的定义，我们无异于在强化过于注重考试的心态。

只要考试成绩还是衡量个人“成就”、决定个人“前途”的不二法门，过于注重考试的心态将继续存在。只要这样的心态还在作祟，即使减少了考试科目，学生、家长、县市、州属依然可以在几个考试科目上一较高低。这样的方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等待下一个教育课题的季节……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4月5日

中文教育与国家竞争力

2006-03-30T01:18:00.000+08:00

巴黎街头的一则广告这么写着：“学中文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法国有约3万人学习中文，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和高等院校约130所，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近150所，学生人数达8000。

英国政府计划在全国200多所中学开设中文班，并且拨款予100多所小学开办中文课程。早在2003年，英国就制定了中文教学大纲，据此编写中文教材《快乐中文》，现为135所中学使用，深获好评。此外，英国政府不但拨款支持大学开展中国研究和建立中国研究资料库，也计划拨款100万英镑以普及公民学习中文。

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和波特兰市的中小学学区获得国防部70万美元的赞助经费，开办从小学到大学的中文课程。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把中文讲得和母语一样流利，当学生到了大学时，基本上可以用中文为上课的语言。这计划将成为其他中小学和大学开办类似中文课程的模式。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正考虑拨款13亿美元，在公立中小学开办中文和中华文化课程。

从上述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各国无不希望乘搭中文的列车，赶上中国经济起飞的趋势，从中分一杯羹。这样的心理，推动了目前在全球方兴未艾的学习中文热潮。不管是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为了国家的竞争力着想，学习中文变成了重要的条件。

我国政府在大学开办中国研究所、在国小教导中文，许或是政府也看到了这股不可忽视的大潮。然而，面对着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开展它们的中文课程，若我们也采取相同的方式来赶搭中文列车，试问我们有能力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吗？我们如何确保投入资源后，获得比它们更大的成效呢？我们如何确保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呢？

在这场竞争里，我们必须了解本身的优势并加以充分发挥，才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得到更大的成效。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既有的中文教育体系比起这些发达国家有着更好的基础、更为完善。加上我国华人的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上，有着文化认知上的便利。
因此，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方面，我们在起跑点上已经领先了。若我们认清这是竞争优势，加以发展，我们还愁不能在这场竞争中占优吗？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29日

团结是什么？

2006-03-22T18:02:00.000+08:00

巫统野新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赛益在下议院参与辩论元首施政御词时指出，政府一直强调我国多元种族社会要多交融以达到全民团结的目标，却又让各源流学校存在，因此他认为，政府促进国民团结的努力已彻底失败。

国内总有一些人，爱发表“各源流学校不利于全民团结”这样的言论。莫哈末赛益不是第一人，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人。然而，若向这些人追问，各源流学校如何不利于全民团结，恐怕他们也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例如，上述的“各源流学校妨碍多元种族交融”的观点，稍加思考，根本就站不住脚。试问，交融就必须长时间地同处一个屋檐下吗？同处一个屋檐下，却因为政策、观念等因素，导致不同种族间存在有形和无形的隔阂，这能带来交融吗？如果交融的方式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要别人迁就自己，却不肯了解甚至排挤他人，这样的交融，能够达到“团结”的目的吗？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早就证明了，这种“同一屋檐下”的“交融”模式，无法达致全民的“团结”。

“各源流学校不利于全民团结”，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还在于说的人没能告诉大家，我国各族人民真的不“团结”吗？所谓的“团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消除了各源流学校就能带来“团结”？“团结”的目的又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我们需要通过国民学校来建立共同的“国民特质”来达致团结，而“国民特质”可以是共同的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持这一观点的人，抱有“国民特质”必须是单一的这种迷思，忽略了我国的建国特点。

我们不能抹杀各民族携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独立而建国这一史实。如此的背景，注定了多元并存是我们的“国民特质”。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变，那只能是由多元并存发展成多元共荣。否则，以单一取代多元，就是对建国共识和“国民特质”的叛离。

如果说共同的学习环境能带来“团结”，那我们实在无法解释古今中外无数的“内战”和各种形式的“阋墙之争”。如果说“团结”的目的是为了独尊一家，这样的“团结”不要也罢。如果因为学习环境的差异就不能“团结”，那我们不但要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更要为世界60多亿人的未来哀悼。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22日

不只是华小的问题

2006-03-16T01:15:00.000+08:00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表示关注董总与全国校长职工会之间的风波，不过教育部不会干预此事，而是由涉及的双方自行解决争议。他还说有关校长贪污的指责是华小、校长和董事会的课题，不要把国小和淡小也牵扯在内。

教育部长或许是认为这是涉及华教的“敏感课题”而出此言，然而作为一位国家级的领袖，他的说话却有待商榷。

首先，不论是华小、国小还是淡小，都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环。目前发生在华小的风波，当然也是国家教育的课题。教育部长管理着国家的教育体系，关注有关的风波本来就是部长的职责所在。除非教育部长以为华小不在他的权限之内，或是教育部对此事全无责任，否则这就不能仅仅是华小、校长和董事会的课题。

其次，由于这宗风波牵涉到指责教育部公务员（校长）贪污，教育部长身为扬言肃贪的政府内阁成员，更应关注此事。若部长十分确定国小和淡小没有贪污之事，那就应该直接否定国小和淡小校长贪污的质疑。若不确定，那就应该调查。武断地说这事件只涉及华小，又如何扫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呢？况且，此事关系到教育部属下的机构，教育部却摆明了置身度外，未免吊诡。

追究这次争端的起点，教育部更不能推诿责任。事关华小食堂的招标和决定权力，教育部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法律交代。即使教育部发出了指示，却又没有保证各地的教育局依令而行。法令不明、政令不行，正是此次风波的导火线。再往深一层追究，教育部即不肯全力资助华小，又不肯给撑起华小另外半边天的董事部明确的定位，早就为华小的风风雨雨埋下了爆发的伏线。

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华小，表面上直接牵涉的是华小的校长、家长、董事，然而它所折射出的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弊端。各方面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只是华小的“内斗”，因为它牵涉的层面即深且广。细细思索，我们将发现，它实际上是国家资源的损耗，除非我们把华小看作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宝贵的资产。

母语教育常常被当作“敏感课题”来处理。然而，只要本着公平和正直这两大原则，怀抱推己及人的心胸，真诚地聆听和包容，我们将醒悟，所谓的“敏感课题”，其实是我们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15日

不只是涨价的问题

2006-03-08T18:00:00.000+08:00

汽油、柴油和石油气价格大幅度调高，这消息来得既突然，也不突然。突然是因为从宣布到实施起价，时间极短，涨幅却极大。不突然则是因为，当去年9月政府宣布汽油价格不会在该年内再调整的时候，已经为油价于今年再上涨留下伏笔。

油价上涨的牵涉面极广、影响极深，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立竿见影。处于环环相扣的现代经济社会里，没有人能免于油价上涨的影响。然而，除了关心油价上涨的影响，以及油价何时会再次调整，我们更不能忽略油价上涨背后的原因和潜在危机。其中，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需求是重点所在。

国际原油价格一再攀升，至少在目前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产油国或许可以从原油的销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油价上涨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总会在某个程度上抵消掉实际的利益。因此，我们看到不只是大马，同是产油国的英国，国内的一些能源公司，也一再地调高电力和石油气的价格。其中有所不同的是，英国是由商家根据供需关系以及成本等经济因素来决定调整价格，大马则是因为政府决定减少提供石油津贴，导致油价上涨。

无可避免的一个顾虑就是，若有一天政府完全取消石油津贴，而国际原油价格却继续上涨，那么国内的油价是否会跟着调高？或者政府又得提供津贴来控制油价？

除了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国内各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和依赖，更使每一次的油价上升大力冲击我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计。我们的情况是，既缺乏节省能源、有效利用能源的观念，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又裹足不前。错误的应用能源观念，来自于人民对能源危机意识不深，而国家的发展政策也对有效利用能源缺乏长远的规划。

就拿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来说，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中除了交通工具，各种电器赖以操作的电力，大部分也来自燃油。不晓得节约用电，就等于在预先消耗自己的交通工具将来得以使用的燃油，反之亦然。重要的是，燃油不是取之不竭的。

我们可以在每次油价上涨之前，到加油站添满交通工具的油缸来省下一小笔钱，稍作心理上的平衡。然而，只要世界的能源供应和应用模式不变，政府的能源政策依旧，人民对能源的意识如故，我们将在能源危机的深渊里越跌越深。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8日

天桥上掉下的疑惑

2006-03-02T00:38:00.000+08:00

工程部长三美威鲁日前披露，内阁已经委任一家德国工程顾问公司，调查并解决第二中环公路甲洞高架天桥的问题。有关的公司承诺在4个半月内完成任务。政府除了缴付4000万令吉予该德国公司，也将支付500万令吉予之前提供咨询服务的另一家英国公司。

甲洞高架天桥自2004年5月被发现梁柱出现裂痕，至今延宕超过21个月。工程部先后委任了4家外国工程顾问公司来调查该问题，维修工程却尚未进行。其中，英国的Halcrow公司建议修补梁柱上的裂痕和进行一些巩固天桥的工程，所需的费用约1800万令吉。德国的Kohler & Seitz公司则认为修补工程应该更全面，以确保天桥的长期结构安全，但是所需的费用高出许多，约4000万令吉。

一直到天桥于今年2月4日第二度关闭时，人们常听闻的是Halcrow的修补和局部巩固方案，而工程部似乎也倾向于这个比较“廉宜”的方案。这间接带给人们的印象是，天桥的问题不算太过严重。现在内阁却决定委任德国的Leonhardt, Andra & Partners公司来进行修补工作，而费用是Kohler & Seitz估计的4000万令吉。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终于决定采用Kohler & Seitz提供的方案？还是由Leonhardt, Andra & Partners重新调查，再提供另一套方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当初决定采用Halcrow的方案，到后来更换方案，间中的理由是什么？内阁决定采用更全面、更昂贵的方案，是顾虑到天桥使用者的安全，还是之前工程部的决定过于乐观呢？如果可以在4个半月内完成维修工程，为何过去21个月以来，维修工程却没有进展？为何主事的工程部会对维修方案拿捏不定？为何最后要劳烦首相要求大马工程师局介入，才能拍板定案？

对于维修工程的拖延，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同情承包商的处境，担心承包商无法负担高昂的维修费用。然而，工程出现问题，承包商有着不可逃避的法律责任，更何况调查已经显示问题出在天桥的设计上？若要对承包商讲人情，那谁来对纳税人的金钱和天桥使用者的安危做交待？

当初错误的决定，导致维修费用由1800万令吉变成4500万令吉。两度关闭耗巨资兴建的天桥，更造成重大的公信力、时间和金钱损失。即使政府基于公众的安全而愿意缴付这笔费用，但是政府也应该追究各造应负起的法律责任，给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3月1日

另类铁达尼

2006-02-23T00:36:00.000+08:00

“底舱的一辆卡车突然起火，浓烟冒起，有乘客要求船长立刻返航，船员表示不会有问题，不必担心。”

“船上乘客开始紧张。船员把几个极度紧张，开始歇斯底里的妇女关进了紧闭的船舱。”

“火焰继续燃烧，船长却决定继续航行。港务局在这期间没有接收到任何求救信号。”

“失控的火苗穿透了三层甲板，舱顶坍塌，客轮倾斜，船长终于决定返航。没有船员出来向乘客解释情况，也没有人分发救生衣。”

“船长带着船员头一个放下救生艇弃船而逃。第一批获救的100多人中，有40名船上的工作人员。”

埃及客轮萨兰姆98号三个星期前在红海沉没，约1000人遇难。以上的情景是由幸存的生还者所描述。如此的描述，一点也没有电影《铁达尼号》般的感人肺腑。想象当时的画面，却叫人悚目惊心。若把这艘客轮看作一个团体、一家企业、一个国家，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不论是哪个团体、企业、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总难免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的发生，可能纯粹是不在人力控制范围内的意外，可能是疏忽，也可能是制度上的缺陷。无论如何，问题始终发生了。

有人对问题表示担忧，并且提出建议，管理层不认同那是严重的问题，这是常态。遗憾的是，管理层不只漠视问题，而且企图掩盖问题。

有人因这问题而不安，继续发言。管理层认为这班人是在渲染问题，煽动人心，因此采取行动对付这班人，用强烈的方式来消除这班人发出的“噪音”。然而，没有人认真的去解决问题，似乎只要一切仍能如常运作，就不妨得过且过。况且因尊严所系，更不会向他人求助。

直到问题失控，旧的一套无法为继，大家才开始紧张。不过，本着“安定人心”的原则，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管理层率先逃离，留下其他人自生自灭。

发生在红海上的这宗灾难落幕了，它所展示的人性黑暗面，恐怕不会因此而消失。它所投射出的管理弊病，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我们既不愿成为那些无辜的“乘客”，更要警戒自己，不要当那些刚愎自用又自私的“船长和船员”。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2月22日

己之所欲和己所不欲

2006-02-16T00:34:00.000+08:00

丹麦媒体于去年九月刊登了12幅被指亵渎回教先知的漫画，引来回教世界的谴责。过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数家媒体转载了这些漫画，导致回教世界更激烈的回应。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位于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向来以社会风气自由开放著称。风气之所及，这些国家的媒体也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可以针对各种课题、各个对象，阐述它们的观点。漫画作为一种简单直接的表达形式，甚为媒体所喜爱。

在一个文化和宗教背景相对单元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差距较小，同时也容易对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社会缺少几分敏感度。例如，基督教传入罗马后，因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以《圣经》中的故事与人物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包括绘画、雕塑、彩绘玻璃等。拥有如此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人士，不会觉得把先知或圣人画入漫画里有何不妥。

然而，对于回教徒而言，描绘先知的形象违反了回教的教义，更何况有关的漫画被视为把回教和恐怖主义挂钩，当然让回教徒勃然大怒。从这个角度而言，因为有关的漫画家对其他宗教缺乏了解，把自己惯用的一套方式，施加于他人身上，结果碰了钉子也就不难理解。

回教世界对此事的激烈反应除了有其宗教背景，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国际关系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与阿拉伯回教世界近年来因恐怖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事件而导致彼此的关系恶化。把历史往前推得更远，以色列和中东回教国家的恩恩怨怨，更是剑拔弩张的西方——中东、犹太——阿拉伯关系的根源。放在如此的时空背景下，这次漫画事件就不仅仅是抗议“亵渎先知”。伊朗媒体打算来一个以牙还牙，征求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政治漫画。此外，一些抗议这件事的示威者还高呼“消灭丹麦”。

回教世界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示威抗议也是表达强烈不满的一种方式。不过，若我们极度不满他人采取的某种方式，我们又何必怨怨相报，用相同的方式回施于他人？若是他人动辄扬言要消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感受又如何？

要处理这次的危机，《论语》中的两条原则值得大家参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以直报怨。根据这样的原则，方有望化干戈为玉帛。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2月15日

知法、执法

2006-02-09T00:32:00.000+08:00

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我们应该假定他是清白的。这是文明的法治社会必须认可的守则。11名男子于大年初二因涉嫌聚赌而被捕，复遭警方剃光头，却再次显示我们离完善的法治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不论警方掌握的证据多么确凿，判定那11个人是否有罪的始终是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最终判定他们有罪，向他们施加怎样的惩罚也是由司法机关根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来裁决。为了避免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滥用权力，也为了确保审讯和裁决更加公正，这一三权分立的原则是拥有权力的各方必须遵守的。

警方对此事的辩护是，有关的剃头条例是经由国会通过的。然而，警方并没有清楚地告诉大家，有关条例的具体内容，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情况。我们要问的是，剃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针对聚赌这一罪名而施加的惩罚，那么警方就是越权，因为警方的职责是逮捕、调查和提控，而非施予犹如定罪的惩罚。如果是扣留所的常规程序，那么这程序的用意何在？如果是基于卫生的理由，那么剃头是否是必要的方式？警方又如何判断那些被扣留者需要剃头？如果是那么注重卫生条件，在剃头之外，警方又会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扣留所的卫生状况？此外，若是法庭裁决这11个人是清白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警方要如何弥补？

或许警方在执行任务时，有各式各样的“惯例”。在民智未开的时代和社会里，这些“惯例”是警方说了就算数的。可是，随着人民的认知水平提升、法治意识的倡导、人权观念的普及，警方不也应该与时并进吗？所谓的“惯例”，到底是依法而行，还是仅仅为了警方行事的便利？依法而行的“惯例”，又是否是过时的历史产物呢？

警方喜欢用维持效率来抗拒改革警队的呼吁，这是人们在长久以来习惯了一种行为方式后，面对变革的一般反应。然而，当社会结构和现状与过去已经大相径庭的时候，还要抱残守缺，拒绝改革，只会让自己在时代的激流里，被越抛越远。

近年来，有关警方的负面新闻一件接着一件地揭发，无异于社会向警方发出的改革信息。新时代的警队，要做的不只是依法执法，更应该充分了解法治精神，做到知法执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2月8日

听听民意又何妨？

2006-02-01T20:47:00.000+08:00

教育部收回成命，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从提出、施行、争议到收回，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事件：“从旁杀出，匆匆落幕”。在一片喧闹过后，到底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训？

教育部对收回成命所给予的理由是各方，包括教师和家长尚未做好准备。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检视，人们所质疑的是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这通令的目的和必要性；从技术层面而言，人们所担忧的是实施这通令后所可能产生的弊病，即使有附加的管治条件，但仍然会面对实行上的难度。

不过，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我们也难以确定，会否有朝一日，手机成为十分普及的“日常用品”。到时候，也不需要什么通令，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将会成为无可厚非的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目前针对教育部有关的通令所发表的支持和反对言论，多是建基于当下的实际情况，来思考有关通令的利弊。

其实，在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检讨造成这次争议的前因后果。争议始于教育部在尚未听取各方，尤其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学生、校方和家长的意见，便以有关的通令，杀大家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事出突然，加上牵涉的范围甚广，各方面的激烈反应不难理解。民主社会里，政府号称代表人民，民意是实施政策的基础。可是在这次的事件上，民意在一开始的时候被忽略了，直到后来“民意”展现了强大的力量，教育部终于“俯顺民意”。

俗语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教育部在做出决定之前，先征求各方的看法，其结局也未必就是否定让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的建议。就算是建议被否定了，至少教育部还可以获得“尊重民意”的美名，而不至于需要耗费许多资源去推行让民间不满的通令，可谓劳民伤财。

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教育部，或推而广之，各政府部门，在制定法令和执行政策之前，为何不能广开言路，征求人民的意见？财政部在制定财政预算案之前，依惯例都会召开会议，听取一些民间团体的意见。为何如此的“惯例”不能推广到其他的部门呢？

或许政治精英和行政官僚自认英明神武，不过抱着“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态度，听听民意又何妨?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2月1日

道德的疑惑

2006-01-25T20:42:00.000+08:00

一对男女在街上手牵手，和失信舞弊，何者是更严重的道德问题？答案毋庸置疑。要解决严重的道德问题，是不是应该主动地采取行动？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然而，看看最近的两宗事件，执法机构的应对方式，却和以上简单的认知相违背。

上诉庭法官哥巴斯里南于2006年1月12日，针对美特拉美案件发表的书面判词，质疑商人和部长勾结，舞弊失信，侵吞了纳税人的金钱。这样的判词，不只为美特拉美案作个了结，还牵扯出更大的案中案。

有别于许多流传于市井之间的蜚短流长，这一次对政商勾结的强烈指责，来自于上诉庭法官在庄严的法庭发表的白纸黑字判词，直教民间哗然。如此严重的指责，更加上事关国家声誉、政府公信力、人民利益，按照常理，执法当局必然会严阵以待、积极处理吧？

可是，身为国家首席检控官的总检察长说他没有权力调查有关的案中案，而必须由警方和反贪污局负责调查。问题是，若没有人投报，警方和反贪污局又能否主动地去调查这宗案中案呢？这案中案既关法律，也关道德，职责为维护社会法纪的各单位，以及打着道德旗号的机构，怎能坐视不理？难道就此任由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另一边厢，联邦直辖区宗教事务局却试图组织一支志愿队伍，来主动检举做出“有伤风化”举动的人士。虽然内阁指示该局解散那支刚成立的队伍，某家报章却报导该局打算违抗内阁的指示。无论如何，该局的公关人员否认那份报道。他还表示，有关的队伍既不是“窥探队”，也不是“道德警察”，更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或发生志愿队伍滥权的现象。

让人费思量的是，若不是“窥探”，那要如何发现有人做出“有伤风化”的举动？难道是明目张胆地“监视”和“观察”？“观察”公众的行动，然后检举他们“不道德”的行为，那不叫“道德警察”叫什么？这种“观察”他人一举一动的做法，还构不成侵犯他人隐私的问题吗？经过正规培训的军警人员都会滥权，更何况是被赋予权力的志愿队伍？最重要的是，到底这支队伍要解决和可以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又会引发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容不下眼前飘过的一粒小沙子，为何却可以对悬在头上的千钧巨岩无动于衷？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月25日

寻找问题的根源

2006-01-18T20:35:00.000+08:00

日前看到一份由多媒体发展机构整理的数据。数据显示了2005年，我国资讯与通讯工艺领域所录用的员工和尚未填补的空缺数目。调查的对象是1163家拥有多媒体超级走廊地位公司的其中810家，760家公司提供了资料。整体而言，这些公司于2005年总共录用了7128名员工，尚未填补的空缺有2051个，占所需员工总数的22.3%。

另一边厢，根据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拿督阿都拉曼去年7月在国会下议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从2001年11月25日至2004年2月29日，共有4720名资讯工艺系的大专毕业生，参加了由人力资源部开办的大专毕业生再培训计划。稍加计算，这段期间参加再培训计划的资讯工艺系毕业生平均为每年2100人，与上述空缺的数目相若。

两份数据两相比较，我们不禁会问：“既然相关领域有足够的毕业生，为何填补不了那些空缺？”一个很直接的答案会是：“本地大专毕业生的素质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样的答案需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参加再培训计划的都是本地大专毕业生。

笔者没有资料来证明这一个前提的真伪。不过，假设它是正确的，那我们还得问：如果参加再培训计划证明了本地大专毕业生的素质不符合市场的需求，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素质欠佳呢？如果说是本地大专的课程出了问题，那些参加再培训计划的学生的同学为何又可以找到工作？会不会有更复杂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看一看有关当局提到再培训计划的课程时，往往强调掌握英语和沟通技巧，是不是说学生们缺乏的是属于基础的“软技能”（soft skills）呢？这些基础应该是在中小学阶段就打好的吧？那是不是说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出了问题？可是，看着中小学阶段的各项政府考试，及格率年年上升，优秀生人数年年增加，那是不是说考试没有反映出学子的真实“素质”呢？

至于说本地大专的课程和市场需求有没有落差，来自雇主的反馈就十分重要。以上述被录用的7128名员工为例，有多少是本地大专毕业生？多少是海外大专毕业生？雇主对他们的评价如何？

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出，问题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充分掌握事实，以求探索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否则，若不是病急乱投医，就是治标不治本。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月18日

首相的宣传短片

2006-01-11T23:08:00.000+08:00

新年伊始，英国首相署的网站上出现了一部短片。短片里，首相布莱尔以平易近人的形象，诉说担任首相的挑战和重担。无可否认，这部短片带有替布莱尔塑造亲民形象的目的，但是短片的出现本身和其内容，不无值得让人思考之处。

一、去年5月，布莱尔第三度领导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并组织新政府，过后却连续遭遇打击和挫折，包括伦敦恐怖袭击、内政大臣布伦基特因丑闻辞职、政府放弃新反恐法议案中允许扣押可疑人物90天的关键条款、与欧盟因财政预算回扣而产生的政治危机，以及伊战问题。

这些打击与挫折无异于动摇布莱尔的领导威信，这部短片因此可视为布莱尔通过改善形象来化解压力的方法。有趣的是，这部短片是以网络为媒介，而不是印刷媒体或电台和电视。再加上短片的格调轻松、明快，看来宣传的对象应该是年轻一代的选民。在政治氛围相对守旧的英国而言，这样的尝试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这样的短片、这样的传播方式，显示了现代政治日益看重宣传与包装。

二、布莱尔在短片中提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然后任由人们非常仔细地解读。一旦所说的和事实有出入，他将陷入麻烦之中，而他坦承自己曾几次犯上这样的错误。这时候，要么人们以非他本意的角度诠释他的话，要么他就得纡尊降贵地承认自己说错了。他进一步补充，当他聆听（内阁成员）汇报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事实，以便能很好地制定政策，和回答各种难题。因此，对课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由此可见，政治人物说错话并非少有之事。重点就在于，对事实的仔细研究和数据的充分掌握，是避免说错话的重要基础；发言的时候，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大众在关注甚至记录自己的话，因此小心翼翼地发言，那是避免说错话的重要涵养。一旦错误已经出口，诚恳地道歉，为自己所说的话展现承担责任的勇气。

短片的最后，布莱尔表示自己的工作繁重，工作时间冗长，但是当看到“因为我或我们的作为，或决定，解决了问题，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而那是极大的荣耀。”

强调为民服务的人士，不必抱怨工作繁重。为人民、社会、国家解决了问题，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月11日

终结与延续

2006-01-04T18:20:00.000+08:00

远处传来烟火在空中绽放的声响，青年男女在街道上欢声呼喊“新年快乐”。接近摄氏零度的气温，阻挡不了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是的，我们告别了2005年，迎来2006年。

世界各地的人们，用或传统、或现代的形式，庆祝新年的来临。不论庆祝仪式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人们心中的期盼大都脱离不了“终结苦难，延续幸福。”所有的庆祝仪式，也都使用各种象征来表达这样的期望。

人们用有形的仪式来表达无形的情感，而各种各样的仪式又何尝不是人们在面对未知的一年时，祈求心灵安定的方式？传统的庆祝仪式五花八门，例如西班牙人在除夕12点的钟声响起的那一刻，按钟声吃下12颗葡萄，象征着新年的每一个月都平安如意。

墨西哥的农村人在村边挖一个深坑，清除了家里的垃圾破烂后，把它们扔进深坑里，于除夕的午夜，村人一起将深坑填平，象征去旧迎新。现代的庆祝仪式则少不了街头音乐会、演唱、舞会、新年倒数和燃放烟火，用欢乐和璀璨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有趣的是，似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吃了12 颗葡萄的西班牙人是不是比没吃葡萄的人在新的一年里更幸运？只吃6颗葡萄的人，是不是只有6个月的幸运期？埋了家里一切垃圾破烂的墨西哥人是不是在新的一年里就不再沾染晦气？燃放了较多烟火的城市是不是就比烟火燃放得较少的城市在新的一年里更繁华？

其实，“新年”的意义是人类所赋予的。按照不同的历法，就有不同的“新年”。1月1日这一天是现行国际通行的格里历新年，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的角度视之，1月1日和其他日子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因为格里历的普遍性，加上西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强势，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庆祝格里历新年。我们不难发现，新年的意义，更多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行为。

“年”作为一种时间的标记，是绝大部分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元素。庆祝新年自有其心理上去旧迎新、拥抱期望的作用。不过，庆祝新年的欢乐不会延续一整年；旧一年的林林种种，也不会因为新年的庆典而终结。时间是一分一秒地延续，我们要过的是这每一分每一秒，不只是踏入新年的那一刻。

改变生活的不是庆典，而是生活本身。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月4日

内维斯峰

2006-01-01T08:30:00.000+08:00

世界静止了，白云都不想漂浮了，我俩也在刹那间融入这静止的世界。

格拉斯哥之冬

2006-01-01T08:26:00.000+08:00

伫立、眺望，不想忘了那一片天地。

格拉斯哥之秋

2006-01-01T08:24:00.001+08:00

一旦色彩褪尽，只留下几许萧瑟，和隐隐的悲戚。

格拉斯哥之夏

2006-01-01T08:24:00.000+08:00

万里之外，是否翠绿如斯？

格拉斯哥之春

2006-01-01T08:21:00.000+08:00

春晚日落，心向家国。

岁末回顾与展望

2005-12-28T18:17:00.000+08:00

岁末，人们多喜欢总结过去一年的大小事件、衡量得失成败，同时许下心愿、展望来年。然而，当这种回顾与展望变成岁末的“例行公事”，却没有从回顾中吸取教训，认真改正错误，那么展望来年的意义还剩下多少？当展望来年同时意味着对过去的遗忘，我们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的回顾中，蓦然惊觉多年来我们还在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了？

回顾2004年和2005年，让人百感交集。如果说2004年是“贼”——攫夺匪当道，那么2005年的主角就是“兵”——警方了。去年猖獗的攫夺案件、今年几项关系到警务人员的重大事件，成了《改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真实注脚：警察部队目前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减少罪案、铲除贪污、遵守人权与法纪。现任首相在2003年上台后发表了整顿吏治的声明，则是《报告书》的缘起。

回顾，就要追本溯源。把这两年多以来的有关事件，串联成一个进程表，我们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首相的声明表示他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书》总结了问题，提出洋洋洒洒的125项改革建议。然后呢？

承认本身的问题并不可耻，如果在承认本身的问题后能够积极改正，那更可喜。遗憾的是，问题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有人却辩护说那只是小问题；有人一口咬定问题是对手渲染出来的，仿佛大家所看到的问题只是幻觉。

否定问题、转移焦点的行为，不仅仅是个别的事件，它更显示有关人士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如果这样的态度是展望未来的立足点，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感到忧心。因为若不曾正视过去和当下的问题，那么当下的问题就不会成为过去。

如今正是为过去一年的新闻推出“十大”排行榜的时期。进入新的一年后，这些排行榜就会或快或慢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似曾相识，然后他们想起了多年以前已经遗忘的排行榜。难怪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会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试想一想，要是多年以后，我们在社会科学图书馆里看到已经尘封的《报告书》，翻阅《报告书》时却好像在看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那有多可怕？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28日

政治正确下的多元

2005-12-21T18:16:00.000+08:00

英国最近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为了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员工，一些公司的主管表示会禁止在公司里布置圣诞节的装饰，以免信奉其它宗教的少数民族感到受歧视或被排斥。

全球化的浪潮洗刷着国与国的界限，跨越疆界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多元民族、文化、宗教成了不少国家共有的特色。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大都会，往往聚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以伦敦为例，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它有76%的居民是白人，10%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人，10%非洲和加勒比海裔黑人，3%混血裔人，以及1%华人。基督教徒占了它人口的58.2%，无宗教信仰者15.8%，其余26%的居民信奉其他宗教。

除非这些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各民族真能够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如何让他们和睦相处和共事，就成为不得不加以重视的课题。比较消极的做法是让他们同处一个空间却井水不犯河水，另一个极端则是采取同化手段，要少数民族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信仰。上述禁止在公司里布置圣诞节装饰的措施，就是前者的体现。

在注重人权的国度，个人的文化是必须加以保障的权利。类似同化政策这种违反人权的手段，必须加以唾弃。把这样的指导原则落实出来，可以是立法保障每个人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也可以是立法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当这样的指导原则落实成禁止在工作场所以传统的方式庆祝圣诞节时，是否矫枉过正了呢？

顾及少数宗教信仰者的感受立意是好的，但是当多数尊重少数或互相尊重的良好价值，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时候，它却可以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为何对少数的尊重或对弱势的扶持，要以对多数的贬抑或对强势的排挤为代价呢？

与其用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通过禁止在工作场所庆祝圣诞节，来表示对少数的尊重，为何不把佳节的喜悦和少数分享？同样的，为何不通过鼓励少数在公司庆祝他们的佳节，促进多数对少数的了解？

禁止和压抑会关上互相了解的大门，让彼此壁垒分明；无知和陌生会带来恐惧和仇视，启动冲突的计时炸弹。若放弃了认识他人的管道，固守于自我的天地，又怎会有开放的心胸去面对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政治正确下的多元至多只能并存，不能共荣。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21日

大学排行榜（六）

2005-12-15T03:51:00.000+08:00

（丁）态度

既然大学排行榜的问题和争议剪不断，理还乱，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大学排行榜一无是处了呢？那也不尽然，关键是在于我们本身的态度。

给大学座次排序就好像让学生通过考试来论排名一样。当我们一方面在抨击应试教育的时候，我们自己看待大学排行榜的态度，是否和我们自己抨击的对象类似呢？如果大学为了在排行榜中力争上游而一味迎合评分标准，忽略了有关标准的意义，那和学生靠死记活背来应付考试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们看排行榜只看名次，忘了仔细检讨自己在每个评分标准的表现，那和以名次论好坏的家长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收集与分析数据方式，大学的排名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就以爱丁堡大学来说，在英国国内不同的排行榜上，它的排名也有相当大的落差。以2002年为例，《泰晤士报》给它第14名，《每日电讯》却把它排在第42位。只看名次的话，把这两份排行榜一起摊开来，岂不是让我们无所适从？

一份排行榜的价值，除了大学的名次，更重要的是每一项评分标准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为何我们在研究项目的得分偏低？如何提高我们在这一项目的表现？增加国际学生或许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名，但那是大学主要的任务吗？如果要增加国际学生的话，那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国际学生？

综合性的大学排名有其不可避免的技术缺陷，比较理想的排名应该是针对专业而非学校整体，并且根据教学、研究、师资、收生、经费、管理、设施等方面进行专门的评估。评估项目应该具体，尤其应该考虑到评估的项目是否可以量化、评比，并且需要明确指出评估的局限。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更应该符合学术研究的规格，从而提高排行榜的准确性。

我们除了要求计算排名的方法不断地改善之外，也应该朝向建立完善的评估制度前进。进行排名的机构应该客观、中立；选择参与排名的大学也应该提供真实、全面的资料。如此，排行榜的可信度才得以确立。

我们无需把排行榜照单全收，因为那只是一个参照的系统。我们也不应对排行榜全盘否定，因为那毕竟是让我们检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14日

大学排行榜（五）

2005-12-11T03:50:00.000+08:00

（丙）争议（下）

2004年，《泰晤士高教增刊》提出另一份排行榜的时候，同时刊登了编辑约翰•奥李利（John O’Leary）的报告。报告除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的评估标准，还特别摘录并突出显示奥李利的一段话：“虽然占据了首10名中的7个位置，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如许多人所预测那样具有主导性。”把目光放到首20名，就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的位置剩下11个，比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少了6个。整个排行榜也致力于突显国际化的格局。

除此之外，以《自然》和《科学》等权威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为指标是为了减少争议。可是，过于强调所谓的权威杂志，是否是崇尚“名牌”的表现？这会不会抑制学术刊物的良性竞争和发展呢？

当排行榜本身变成了一种权威，人们就开始担心大学的管理层或负责高等教育的机构，会否把排行榜作为指引大学发展的方向标？大学当局会不会为了改善排名，而把过多的资源投入于与教育本质不相关的领域，甚至关闭“导致”大学排名不佳的科系？如果排行榜成了大学发展方向的第一指引，那对于高等教育的意义、内涵和前途会起着怎样的影响？到底排行榜上亮丽的数字，是为了什么而来和怎么得来？

排行榜对于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学，往往被学生和家长视为全方位的卓越大学，从而忽略了仔细研究各项评估标准的重要性，忘了应该关注科系的素质多于大学的整体排名。试问，以医、理、工科为导向的排行榜，对有志于表演艺术的学生而言，有何参考价值？延伸开去，雇主以至于社会人士也会根据排名来泛泛地为大学的各个方面贴上优劣的标签。

针对大学排行榜最值得思考的争议，应该还是：到底一所大学的素质是否可以用统计学的方式来量化？例如，师生比率通常被用来衡量大学的教学素质。从理论上而言，较小的师生比率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请教，老师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然而，不把教师本身的教学能力和热忱考量在内，就无法准确衡量教学素质。问题是，教学能力和热忱如何准确地量化？

许多人对大学排行榜趋之若鹜，对它有所保留的人所发出的异议因而显得十分微弱。这些声音虽然微弱，却值得我们正视。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10日

大学排行榜（四）

2005-12-09T03:46:00.000+08:00

（丙）争议（中）

上海交通大学采用的评分标准，对拥有医、理、工科系的大学较为有利，因为它的标准给予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很高的权重。对于文、商、法、艺术等领域的学术人员，《自然》和《科学》并不是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虽然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小组给那些侧重文、商、法科系的大学“特别处理”，依然改变不了他们评分标准上的缺陷。正因为如此，类似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大学，竟然无法入选世界首200大学。

批评者还认为，为何只是考量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的得奖人？一些得奖人在数十年前就读的大学因此得益良多；一些得奖者在数十年前进行研究的大学因此获得分数。可是，我们如何能够以一所大学从前的成就来评定它现今的水平呢？校友得奖为何成了教育素质的指标呢？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评分标准，让大型学校占有较大的优势。

除了评分标准的合理性，标准的权重也是争议的重点。例如，为何同行的评价占了40%而不是更多或更少？为何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占了总分的30%？美国的全国意见研究中心就老实不客气地批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它所采用的评分标准权重“缺少可靠的实际或理论基础”。一般的排行榜采用的是主观赋权法，即根据经验确定权重。相同的标准和数据，采用不同的权重，就会得出不同的排名，争议在所难免。

实际上，就连数据本身也是争论的焦点。有人怀疑，一些大学为了提高排名而在数据上做手脚。为大学排名的机构，也尽量使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和计算公式，以得到一般人认为“合理”的排行榜。处理数据的疏失隐隐然在11月11日的《泰晤士高教增刊》中获得证实。莱斯大学对每一个学生投入的资金位列美国的首五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上，财务资源这一项却排在20名以外，叫人费解。不论是数据的真伪，还是处理数据的方法，都在人们的质疑之列。

排名的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带来争议。上海交通大学的200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里头，美国大学在首20名占据了17个位置。美国大学的优越排名，无疑有利于它们在国际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其他地区的大学难免会感到压力。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8日

大学排行榜（三）

2005-12-07T03:44:00.000+08:00

（丙）争议（上）

大学排行榜是客观的吗？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几份排行榜的衡量标准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分标准包括同行的评价、毕业率、录取率和学生的素质、师资、对每名学生的资金投入、校友捐款率等18项。每项评分标准的权重常常变动，以2005年的标准为例，同行的评价、毕业率、录取率和学生的素质、师资四项便占了80%，其中的“声望指标”，即同行的评价一项便高达25%。

《泰晤士高教赠刊》2005年的评分标准只有6项：同行的评价（40%）、雇主的评价（10%）、国际教员比率（5%）、国际学生比率（5%）、师生比率（20%）及教员论文被引用比率（20%）。

虽然这两份排行榜的标准明确，不过除非能够证明评分标准及权重皆合理，并且数据可靠，否则说它们是客观的还言之过早。就同行的评价而言，质疑者常提出的疑问包括了：为什么由这些人来评价？换了一批人来评价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评价者对“好”大学的认知是否因人而异？

再说国际教员或学生比率，充其量只能证明大学“国际化”的程度，未必和大学的素质成正相关。况且，某些拥有大量外国移民或难民的国家会否因此而在这个项目占优呢？

此外，不少排行榜以名气和财富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评分标准，强调这两个项目会否导致学术界出现“出名者愈出名，富有者愈富有”的现象？重要的是，名气和财富是否足以在鉴定大学的素质时，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呢？

如果以学术因素作为标准又如何？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就是以学术为指标：
1．教育素质，以1901至2000年之间，获得诺贝尔奖和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Fields Medal）的校友人数为标准。（10%）
2．教员素质，其中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得奖人数占20%，教员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占20%。
3．研究成果，其中发表于《自然》与《科学》杂志的论文占20%，收录于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论文占20%。
4．以上5个学术方面的表现对学术人员的比率。（10%）

这样的标准总该没有问题了吧？不见得！一些疑问还是不好解答的。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2月6日

当事件演变成危机

2005-12-01T08:56:00.000+08:00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虽然很不情愿，但笔者还是不得不承认，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警界事件（Case），已演变成一道关乎国誉的危机（Crisis）。

该事件始于远嫁大马的中国妇女声称遭受警方人员羞辱，接着中国驻马大使馆表示关注，到两个星期之后传出身份不明的女性在女警面前裸身拧耳蹲站的偷拍录像，事件逐渐升级到马中两国的外交层次。然而，如果还有人天真地以为这只是马中两国之间的事，甚至只是中国人和大马警方之间的事，那笔者建议他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去读一读那里的国际新闻。

从11月25 日到今天（12月1日），该网站每天都有相关的新闻报导。除英文和中文的新闻之外，印尼文的新闻也有了。一些在英国的马来西亚人表示，身边的朋友或同事向他们询问有关的事件。警队的结构性弊病固然是问题的关键，某些单位在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却不可不说是雪上加霜，进而导致事件演变成危机。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的中文新闻报导里所说：“看起来，一些政界人士以及警官不光没有遏制有关情况，而且要将事件恶化。”英文版的新闻用上了“危机”来形容这事件。有关的新闻引用了两个让事件恶化的例子，分别是全国副警察总长慕沙哈山说，要嫌疑犯裸身拧耳蹲站是标准程序；另一则是国安部副部长诺奥玛说“若外国人认为我国警方残暴，就回国吧！”

其实，当事件发生之后，行政当局有几项举动是值得赞扬的。例如，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国会走廊会见三名投报受辱的中国女子，在肯定她们的投报有根据之余，还表示这事件让他感到羞耻，并且承诺会敦促警方尽快完成调查。另一方面，首相不但谕令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卡立前往中国进行外交斡旋，也在从国外归来后立刻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这些举动兼具实际和公关的作用，对于控制并解决问题有正面的意义。

与此同时，在事件发生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进展。一些媒体在这个时候大肆渲染我国境内有5万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实际上，那一份由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因为它只是简单地根据入境和出境人数的差异来估计逾期逗留的各国人士。数据本身已经是一个问题，更糟的是，那些媒体的报导重点却是数据中人数并非最多的中国人。在它们“独特”的新闻处理方式之下，制造了中国人逾期逗留的问题最严重的假象。

或许这样的报导是要间接地告诉读者，因为中国人逾期逗留的问题很严重，所以警方对待中国人比较严厉，才会发生羞辱中国妇女的事件。然而，严厉对待或严格检查应该不需要使用羞辱他人的手段吧？况且，若是在警方的严厉对待之下，尚且有5万逾期逗留的中国人“隐形人”，那岂不是在“隐形人”的问题之上，再增加让人质疑警方执法效率的问题？
处于当下的时刻，如果能让这样的渲染无疾而终是不幸中的大幸。遗憾的是，全国內部安全及公共秩序总监奧斯曼达立却在这个时候宣布，各州总警长和警区主任已受指示，立刻追捕逾期逗留的5万名中国人。反复强调有问题的数据，又在有问题的数据里错放重点，怎不叫人心生疑窦？任警方再怎么保证追捕行动和眼下的中国妇女受辱事件无关，只会让世人有欲盖弥彰的印象。

依法对付逾期逗留的外国人本来就是警方的责任，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警方不是都应该公正执法吗？把焦点从一般的“逾期逗留者”，缩小到“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只会让全世界对警方的举动更加疑惑。难道警方在执法的时候，只是对逾期逗留的中国人“赶尽杀绝”，却对其他国籍的逾期逗留者“网开一面”吗？如果警方对逾期逗留者“一视同仁”，而中国籍的逾期逗留者人数又不是“遥遥领先” 的话，那么警方何必一再强调要追捕逾期逗留的中国人呢？

没有人会反对警方依法对付逾期逗留者，只要执法得当，警方将会深得民心。不过，选择性的对付特定的逾期逗留群体则另当别论。即使警方可以不顾民间的非议，总要考虑大马的国际的形象吧？目前的局势近乎风声鹤唳，警方重点针对中国籍的逾期逗留人士，只会将问题向死胡同更推进一步。

从公关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即将举行第十一届东协峰会以及第一届东亚峰会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除了前来出席峰会也会官式访问我国，加上国内事务部长稍后将前往中国以外交手段处理这件事，警方的强硬态度除了可以向外界展示警方不向压力低头的“风骨”之外，只能导致危机的深化。试想想，到时候要我国领袖如何在峰会上面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的部长又要如何在中国面对他们的领袖呢？我国人民在面对他人的质询时，又要如何自处呢？

如今，某些方面在议论，裸身拧耳蹲站的女郎可能不是中国人，这又再次突显了这些人士仍旧看不清问题的关键。或许他们习惯了任何事都喜欢从民族或国籍的角度来看待，可是只要稍加思考，证明了女郎的国籍又如何？若她不是中国人，是否就可以放松调查？若她是泰国人，是否就不存在人权与外交的问题？若她是我国公民，是否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际上，不管她是中国人、泰国人还是大马人，不管她是巫裔、华裔还是印裔，有尊严的大马人都应该像纳兹里部长那样会感到羞耻；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像首相那样正视这问题；有良心的人都会为她所受到的遭遇而难过和愤愤不平。

或许我们难以理解警方对这件事采取消极态度和回应的“苦衷”，然而看着事件一步步演变成危机，关心国家的公民都会为此而忧心忡忡。回想起三名中国女郎在郭素沁带领下，到国会会见首相署部长的时候，国安部副部长还因为她们不是向他投诉而表示不满，并且说因为没有接获警方的报告，所以不会展开调查，也不会要求警方提呈报告。当时看到这样的新闻时，着实为副部长的言论捏了一把冷汗，心想：他可知道世界在看着我们？

世界在看着我们如何化解这道危机，公正、坦诚和决心是我们的武器，逃避、包庇和面子是一根根足以压倒骆驼的稻草。

2005年12月1日

大学排行榜（二）

2005-11-30T03:43:00.000+08:00

（乙）目的

为什么要为大学排名？不同的排行榜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群体也会对排行榜有不同的期望。

以美国为例，每一个州都有数所至数十所公立大学，以及许许多多的私立大学。对于学生而言，如何评定这些大学孰优孰劣，的确是困难的任务。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便是为了让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该杂志认为，“学院和大学的生活经历会改变学生以后的人生道路，他们对学院和大学了解得越多，就更能确定自己要选择就读于哪一所学校。” 据说，这份排行榜每年为该杂志社提供了一半的利润来源，每到公布排行榜时，该期杂志就会被抢购一空。

上海交通大学为世界著名大学排名的目的，是为了鉴定“中国的大学和世界级大学的差距，尤其是在学术和研究两个方面。”《泰晤士高教赠刊》则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让各大专院校不仅需要了解它们在各自国内的排名，更要知道它们在国际上的位置。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如今已成为一门拥有庞大经济价值的服务产业。学生变成了顾客，他们要求更多关于服务产品和提供产品的机构的信息。当学生选择的范围从国内扩大至全球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排行榜的评估对象，会从一个国家里的大学扩大至世界各地的名校了。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和学术及管理人员成为彼此激烈竞争的资源。大学素质的高低，是这场竞争里最重要的条件。不过，自夸和吹嘘本身的条件多么优越，是无法让学生和学术及管理人员信服的。于是，由相对中立的机构推出的排行榜就成了大学证明本身素质的指标。除了竞争，排行榜也可以是各大学寻求合作对象的一项参考。

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通过大学排行榜来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以便投入的资金能有最大的收获。英文版的《亚洲周刊》更认为，排行榜是一个尺度，可以用来衡量大学的运作是否妥当，这样才能给学生、家长和提供资金的纳税人一个交待。

在我们热衷于讨论我国的大学排名下降时，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为什么要为大学排名”的问题。其中，教育商品化更是关心教育意义的人士不得不关注的现象。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9日

大学排行榜（一）

2005-11-24T03:22:00.000+08:00

英国的《泰晤士高教增刊》在10月28日发表了2005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去年在榜中排行89的马大排名降至169，原本位列111的理大跌出200强榜外。这样的一份排行榜顿时掀起不小的涟漪，大学排行榜成为国内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评论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马大排名下滑、理大跌出榜外的原因，进而延伸到讨论教育政策、学术氛围等方面的课题。多元化的探讨角度原本是好事，不过在众多的议论当中，评论者们似乎对探索大学排行榜本身的意义、问题和争议等着墨不多。笔者在此针对大学排行榜提出几方面的分析和看法。

（甲）背景

早在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首次为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排名。在那之后，除了1984年，该杂志每年都推出相关的排行榜。英国的《泰晤士报》则从1986年开始，发表《泰晤士报好大学指南》，为全英国的大学来个排先论后。此外，德国的《明镜周刊》、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日本的《钻石周刊》也分别从1989、1991和1993年开始为各自国家内的大学评分并排名。

上述几个大学排行榜的评估对象，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国家内的大学。第一个跨出国家界限的大学排行榜，由英文版的《亚洲周刊》推出。英文版的《亚洲周刊》从1997年开始，评估亚洲地区的100多所著名大学，根据评分把它们依次列入排行榜中。后来，马大的排名在有关的排行榜中逐年下跌，曾引起类似最近的讨论。同时，在首两届排行榜中独冠群雄的东京大学，和中国大陆的19所高校退出1999年及之后的评选，也曾引起议论。无论如何，随着英文版的《亚洲周刊》于2001年年底停刊之后，“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宣告落幕。

一个排行榜的落幕不意味着课题的结束。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过两年的努力，推出了“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由刘念才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表示，他们为全球的1000多所大学进行了排名，不过最后只公布了首500名的大学。

隔年11月，《泰晤士高教增刊》不让上海交通大学专美，推出了“世界大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和上海交通大学主要以学术因素为评估指标的排行榜所不同的是，除了学术因素，它还包括了诸如同行评价等较多方面的评分标准，也因此更具争议性。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3日

两起辞职事件的启示（二）

2005-11-16T23:07:00.000+08:00

（二）麦理之——给纳税人一个交待

大卫•麦理之 (David McLetchie) 是苏格兰保守党的党魁，他于10月31日辞去党魁的职务。

1997年的英国大选，保守党在苏格兰一席未获，不但在欧洲国会没有任何代表，也没有控制任何苏格兰的地方议会。隔年，名不见经传的爱丁堡律师麦理之中选为苏格兰保守党党魁，肩负起振兴保守党在苏格兰势力的艰巨任务。

1999年的首次苏格兰国会选举，采取的是结合单一选区和比率代表两种方式的选举制度。保守党在单一选区的选举中全军覆没，不过通过比率代表制把18名议员送入苏格兰国会。

在那之后，麦理之凭着他的领导魄力和出色的口才，在苏格兰政坛点起不少火花，包括对第二任首席部长亨利•麦勒斯 (Henry McLeish) 的“办公室门”事件穷追猛打。事关麦勒斯在1987至2001年期间，把他的议员办公室出租给其他人，却没有把所获得的租金用来扣除付给议员的办事处租金津贴。麦勒斯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辞职。

麦理之或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焦点。从2005年起，在苏格兰的信息自由法令下，牵涉到公众利益的信息都不能以机密之名掩藏起来。于是，国会议员们索取的各项津贴和开销也被公布了。

麦理之从1999年开始，向国会申报了1万1千500英镑的德士车资，为众国会议员之冠。这其中有5000英镑的行程资料不详，以及包括往返于国会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德士车资。

麦理之表示，这件事对保守党深具破坏力，因此他决定辞职。首席部长杰克•麦康奈尔 (Jack McConnell) 表示，麦理之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民选的政治人物在使用纳税人的金钱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

好一句“纳税人的金钱”！在许多人的惯用语里，那是政府的钱、“公家”的钱，而实际上那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实在有必要让民众了解所谓“公家”的钱和他们缴交的税息息相关，哪怕他们缴交的税“微不足道”。

此外，信息自由是遏止贪污滥权的重要条件。我们也看到，在健全的制度下，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人物都受到同等的监督。而一个政治人物，哪怕对自己的政党或国家劳苦功高，一旦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导致政党或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认错、道歉、下台，是少不了的步骤。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16日

两起辞职事件的启示（一）

2005-11-09T23:06:00.000+08:00

上个星期，英国政坛发生了两起辞职事件，当中有许多值得让一般民众省思、让从政者警惕的地方。笔者将以两篇文章分别探讨这两起事件。

（一）布伦基特——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公德

大卫•布伦基特 (David Blunkett) 原本是英国的内政大臣，后来被揭穿和一位有夫之妇搞婚外情。更严重的是，一家报章指责他滥用职权，包括以公款给情妇购买火车票和涉嫌优先处理情妇保姆的签证申请。

之后，布伦基特补交了火车票的款项，并且表示有关签证的事项由他办事处的职员负责。该职员向他表示“没有特别关照那签证的申请，只是稍微快了一点”。然而，在内阁同僚、反对党议员以及舆论界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布伦基特还是于去年12月辞职了。他表示在签证事件上自己没有说谎，但是无法逃脱责任，因此只好辞职。

大约4个月后，他接受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职务，而且还以他三个儿子的名义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两个星期后，他辞卸董事一职，进入新内阁担任就业及退休金大臣。

根据英国的部长行为守则，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或滥用职权，任何大臣和部长如果要在离职后的两年内接受有偿工作，就必须向独立商业任命咨询委员会征求意见。布伦基特强调他所获知的是，征求委员会的意见是自愿性的。可是，《泰晤士报》刊登了委员会主席致给他的一封信，提醒他必须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而那封信是在他接受董事职务的数星期前发出的。

虽然布伦基特表示他的儿子已经答应脱售有关股票，首相布莱尔也表示布伦基特“犯了不足以让他不能胜任的错误”，不过他还是无可避免地辞职了。

布伦基特的两次辞职，关键在于它的公德出了问题。他私德方面的事充其量是人们的话题，但是做为一位大臣，他的公德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必须严正看待的议题。人民委托政治人物管理国家，是基于对政治人物公德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善用职权建设国家。政治人物的公德败坏等于失去了公信力，这时候，除了辞职，他 / 她别无选择。重要的是，辞职应该是承担责任的表现，不是为了逃避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和监督，却是私德凌驾于公德。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9日

自由与尊重

2005-11-02T18:12:00.000+08:00

首相署部长拿督麦西慕在下议院委员会阶段总结部门2006年财政预算案时表示，政府已经同意让国际回教大学规定非回教徒女学生必须戴头巾出席毕业典礼。他认为，戴头巾不含有宗教意义，强制女学生穿戴头巾并没有涉及基本人权的侵犯。

这一课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国会以政教分离和教育世俗化为理由，在2004年2月10日通过了一部“头巾法案”。该法令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穿戴回教式头巾或犹太人小帽等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该法令引起激烈的回响，批评者认为它具有歧视性质，侵犯信仰自由。反对的声浪还来自埃及、黎巴嫩和一些波斯湾地区的回教国家。

不论是强制学生穿戴头巾或不可穿戴头巾，都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有关自由和尊重的讨论。艾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所提出的“自由的两个概念”尤其值得我们参考。自由的两个概念指的是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 和消极自由 (negative liberty) 。在柏林看来，对消极自由的确认应该优先于积极自由。

简单来说，积极自由是指人可以根据本身的意志做出决定和选择，它是一种“主动”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是一种“被动”的自由。如果说，积极自由的落实涉及“做什么”的能力和资源，消极自由的实现就有赖于通过约束权力来保障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在消极自由的提倡者看来，人生的目的是多元的，而且这些目的在原则上并不一定是偕合的。以不走极端为前提，消极自由的概念有着珍贵的意义。因为人生的目的既然是多元的，那么人的生活就不可能只限定于一种“必然”的模式。因此，我们不能以主观的“理性”来横加干预他人的自由。

不管是强制他人必须穿什么或不可以穿什么，都是以单方面的价值观来否定他人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是对消极自由的否定，更何况所否定的是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其实，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对消极自由的确认很多时候更是为了保护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也可以说是多数对少数的尊重。

民主的其中一条法则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吗？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只奉行这条法则的前半部，而且还要把后半部也改变成“少数尊重多数”。

原载《南洋商报•言论版》2005年11月2日